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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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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中美权力转移的第三种方式




"今天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是第三种形态,叫不完全的权力转移。权力转移体现在以下方面:经济上,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会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在亚洲地区,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优势。中国在多边机制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文化和治理模式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但是,这种权力转移是有限的。在教育、科技、创新、文化、军事、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不大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超过美国。中美之间这样一种权力转移会使中美之间权力竞争上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同时,其他重要行为者的地位也在上升。"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顾问委员会高级顾问、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文章来源于《东亚研究》2019年第一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内容很多,我个人认为,其主线是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所有的情节里面最核心的就是这个关系。我们看到历史上的权力转移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成功的转移,就是新的崛起大国取代旧的霸权国家,比如,19世纪末,美国取代英国。第二种是不成功的转移,比如,一战前德国挑战英国失败。今天,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会是哪一种形态? 我的判断是它会创造第三种形态,叫不完全的权力转移。不是完全成功,也不是完全失败,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围绕这个命题讲三个方面。第一,权力转移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二是这个权力转移的有限性又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三,这样有限性的权力转移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是什么?

 

第一,中国的崛起带来的权力转移表现在很多方面,但主要是四个方面:

 

(1)经济上。历史上新的国家的崛起首先是体现在军事力量方面,而中国不一样,中国崛起走的是经济发展的路径,所以中国崛起对世界的影响首先让人感觉到的就是它的经济实力和地位的上升。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会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这就是一种权力转移。

 

(2)在亚洲地区,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优势。如今在这个地区,中国已经成为多个国家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不是美国。经济关系会导致政治关系的冲突。二战以后,在这个地区,美国处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主导地位,但是美国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渐受到削弱。

 

(3)不管是世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在联合国会费的缴纳方面,中国在多边机制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此外,中国还在不断地创设新的多边体系。中国的发起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主导型的作用。

 

(4)中国的文化和治理模式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已经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不管中国有没有这个意愿去推广,其发展模式肯定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除了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之外,又多了另外一个参考模式就是中国的模式。

 

第二,这种权力转移是有限的。

 

为什么有限? 在经济方面,再有十年左右,中国经济可能会超过美国,但是在教育、科技、创新、文化方面,中国不大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超过美国。比如,在今天全世界高校的排名中,中国现在只有两家高校进入前五十、前二十名,前十名里几乎全都是美国的高校。哪一天中国有两个学校进入前十名,那一定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很难想象在可预见的将来,前十名里面会有中国六到七所高校。教育、科技等这些不一定就会像经济那样哪一天就成为第一。这就牵扯到教育、科技制度,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创新,文化各个方面的因素。它们跟经济的增长不一定成正比,经济总量上去了,教育、科技水平不一定就很自然地能够赶超美国。

 

在军事方面,很难想象哪一天中国会在军事实力上超过美国。为什么? 第一,我们不需要拥有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在冷战的背景下,美苏军备竞赛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比如十几艘航空母舰,中国不需要这么多,中国有三到五艘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决定的。我们也不可能去海外建几百个军事基地,外派几万的驻军,以上都是美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的。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已经不允许中国这么做,也不需要这么做。那么从中国的战略文化来讲,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强调安全相对简单,只要与对手形成可靠的威慑能力就可以了,而不是重视权力所要求的主导,如果是主导,要达到90%的优势。安全仅要求50%,或者是51%就够了。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在西太平洋这个有限地区对美国的威慑力量。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军事力量的发展,不可能在总量上去超过美国,既没有这个必要,也不符合我们的战略文化。

 

国际影响力方面,美国当前的国际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战以后建立的多边机制,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等; 二是在全世界同盟体系,现在其有60多个盟国。很难想象中国将现有的多边机制全部推翻来创建新的机制,这不大可能。也不可能在全世界有几十个军事盟友。除非现有的国际体系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我们的影响力在这些方面没办法超过美国。

 

在文化和价值观方面,作为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会产生某种外溢效应,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治理模式会取代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治理模式,这个几乎不可能。更加可能的情况是各有各的影响力,各有千秋,各有特长,大家相互竞争、共存。这就是中美权力转移的限度,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全面超过美国。

 

第三,中美之间这样一种权力转移会对今后的国际格局产生什么影响? 

 

其一,中美之间权力竞争会上升。实际上这两年我们感觉到中美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战略竞争为突出特点的相互博弈的时代。这个竞争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但是中美之间的竞争有三点跟以前美苏竞争是不一样的。(1)它不是全球性的,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中美竞争可能主要是在西太平洋、亚洲或欧亚大陆的经济层面,在“一带一路”的沿线地区,所以它是一个有限的区域性的竞争。(2)这些竞争不是全方位的,美苏竞争是在政治、军事、经济各个领域,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各自的经济发展和技术竞争创新,而不是在军事上,中国不可能跟美国搞军备竞赛,也不可能像当初冷战时期美苏两家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激烈的竞争。(3)中美之间的竞争是在同一个体系内的竞争,这跟美苏不一样,美苏之间是体系间的零和竞争,是有我的体系就没你的体系。而中美实际上还是在同一个体系,中国没有这个意图也没有这个必要把现在的这个体系完全颠覆掉。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中美的权力竞争也是存在有限性的。

 

其二,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就是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地位的影响。中国的实力上升,然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当然会不断地削弱美国的霸权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中国不是一个主导型的、一个引领型的国家。在世界历史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争霸、是国际政治一个传统的模式,但是这一次可能就会打破既有模式。中国崛起可能是某种程度的权力转移,但是它本身是不会成为下一个霸权国家。也就是说,由此世界政治在逐渐进入一个后霸权时代。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削弱,但是没有新的霸权国家崛起。

 

其三,其他重要行为者的地位上升。在一个单极世界里面,除了霸权者以外,其他行为体都不重要。如果中国崛起逐渐在削弱美国的力量、地位和影响力,这样一来其他重要行为者的运筹能力就会大大地提升,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俄罗斯、欧盟,甚至日本和印度。在中美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他们可以或者是选边站,或者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利益最大化,中美都希望争取他们的支持,不管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科技上。我们看一看华为事件可以知道,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实际上能够影响竞争权力天平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对外运作的空间就会大大地扩展。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新的多极时代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在其中的力量是均衡的,它是非对称的多极时代。那么更多的国家实际上希望可以避免传统的两极模式,他们在很多的具体议题领域决定自己的立场,从而实现其国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国际政治一个新的现象。其四,随着美国全球影响力的衰退,地区性组织的作用上升,地区和地区组织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同时,世界的结构变得更为复杂,不再是民主和非民主,或者西方和非西方。比如,还有支持全球化与反对全球化,主张多边主义和搞单边主义等。所以,多议题和多立场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

 

从中美关系看,两国合作的基本面没有变,主要是两个: 其一是经济层面,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在上升,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下降。我们对美国是第三大出口市场,是美国对外经贸增长最快的国家,这就造成了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大。失去增长最快的市场,对双方经济损害太大了。所以,这是双边关系中的大利益基础。其二是国际层面,美国现在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的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维持现有国际体系的能力和意愿也在下降。而中国处在一个上升的通道,所以不管美国喜欢不喜欢,客观上它也需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关键就是美国能不能在中国分担责任的时候跟中国分享权力。美国要明白一点,中国是要分权,不是要夺美国的权。美国需要做的是接纳中国。中国的力量上升,影响力就上升,所以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的时候要面对中国影响力上升这样一个事实,接纳而不是让位,就有处理空间。中国无意抢夺美国地位,并且希望在很多方面与美国都开展合作。

 

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在21世纪刚刚开始。这一次的权力转移可能会表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些新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决定了中美权力竞争的方式,而且也会对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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