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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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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1969:美国如何“解冻”对华关系




 

从目前已经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看,这个过程实际上充满波折,历史的细节尤其能反映出50年前中美关系的“解冻”着实不易。从1969年到1979年,中美关系从最初“解冻”到实现“建交”,也走过了10年的漫长历程。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明昊。



40年前,也就是1979年1月,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有过直接“交手”,美国对中国采取严密的国际孤立和封锁。1969年1月尼克松总统上台执政,最初仍保持对华强硬态度,直到中国和苏联爆发边境冲突后,美国才抓住机会开始实质性调整对华政策。


从目前已经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看,这个过程实际上充满波折,历史的细节尤其能反映出50年前中美关系的“解冻”着实不易。从1969年到1979年,中美关系从最初“解冻”到实现“建交”,也走过了10年的漫长历程。


过去40年来,中美关系充满起起伏伏,爬过一道道坎,才走到今天。英国政治家丘吉尔曾言,“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峻、复杂挑战之际,有必要重新审视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原点,从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美国从应对“中国威胁”着眼调整对华政策

    

虽然尼克松最终成为“打开中国大门”的美国总统,但他从青年时代就是有名的“反共斗士”。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当年不到四十岁的尼克松担任自己的副手。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应对共产主义渗透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和广泛关注的问题”。


此外,尼克松还是“蒋介石政权”的好朋友,并访问过台湾。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他严词抨击美国国务院的“亲共者”背叛了国家利益,艾奇逊国务卿“丢掉了我们的中国”。尼克松问题研究专家爱姆布罗斯(Stephen E. Ambrose)认为,“他的激进可以补充艾森豪威尔的温和形象;他的亲蒋反共得到院外援华集团的首肯”。


需要辨明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从一开始并没有什么“联华制苏”的大战略,其缓和对华关系的构想实际上建立在强烈的“中国威胁”认知基础之上。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杂志发表题为《越战之后的亚洲》的文章。他突出强调了中国的“威胁性”,力促美国人意识到“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当前以及将来的危险”,并提出美国从越南撤军后,亚洲须建立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泰国”等在内的“地区军事集团”应对中国这一“亚洲迫在眉睫的威胁”。不过,尼克松也非常有创见地提出,从长远看,不能把中国拒之于国际社会之外,任其“培植狂热,生发仇恨且威胁邻国”;但在短期内,“坚定的抑制,不予回应并进行创造性的反制”才是应对中国之策。


可见,当时中国在尼克松的眼中首先是一种威胁,为了应对进而消除这种威胁,美国才需要改变对华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中国威胁”认知基础上的政策逻辑。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他对中国仍旧保持一种强硬的政治姿态。1月27日,尼克松召开首次记者招待会,他明确表示不对美中关系的近期改善抱有希望,还着重强调自己对共产主义体制的厌恶,并赞扬“中华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美国需要维护与台湾的紧密关系。


此外,苏联因素在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考虑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不在美国对苏关系的框架中看待美中关系,就无法真正理解美国外交决策者在改善对华关系上的政策选择。实际上,对于尼克松而言,应对苏联挑战才是当时美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而从“越战”泥沼中能够体面地抽身,则是美国外交最急迫的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问题的重要性也许并不太大。故而,当尼克松要求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思考美国对华政策时,基辛格还曾表现出不解和不满。


1969年2月,尼克松指示基辛格,通过“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机制要求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讨论对华政策问题,目标之一是搞清“美国对华政策和其他利益相关的大国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这当然包括苏联对华关系。


对于实现美苏缓和,尼克松曾提出,要创造真正的缓和,美苏关系就应建立在牢固的“相互利益”上,不能指望飘渺的“缓和精神”。可以说,遏制中国威胁是当时美苏之间的“相互利益”之一。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二战后,苏联的亚洲政策最初是希望填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但后来却越发专注于如何遏制中国在亚洲不断扩展的影响力。


当时,尼克松政府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称,已经成为“拥核国”的中国在亚洲显示出“扩张野心”,那些亚洲盟国的领导人对中国的“核讹诈”、“核冒险”感到高度紧张。1969年3月中旬,美国宣布建立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卫兵”计划,尼克松明确宣称,此举就是为了防范来自中国的“突然袭击”。实际上,那时美国的外交圈子中的确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情绪”,支持“美苏缓和,甚至苏联、欧洲和美国结成一条线,共同对抗中国”。


不难看出,从一开始,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更多受到美苏关系的牵制,美国担心对华接近会破坏美苏缓和。


二、美国对苏联打“中国牌”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这样的事件,令整个国际社会颇感意外。2日,中苏先是在珍宝岛地区发生冲突,后在14日,双方军事人员再次“交火”。美国情报官员认为,冲突发生在对中国更有利的地点,因而挑衅方很可能是中国,但中国挑起冲突的目的是为了威慑苏联,苏联当时已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强大军力。


当时,苏联方面为了阻止中国和美国接近,多次向美方强调在结束越南战争、遏制中国威胁方面的苏美“相互利益”。然而,吊诡的是,恰恰正是苏联领导人的这种紧张感,让美国决策层发现了对苏联打“中国牌”的可能性。


3月11日,时任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iy F. Dobrynin)情绪激动地向基辛格抱怨,“中国现在是所有人的麻烦”,并仔细描述了“中国人血淋淋的暴行”。而基辛格的反应则是“礼貌倾听,不做评论”。多勃雷宁希望知道基辛格如何看待这场中苏冲突,他直截了当地问道,“美国是否有意利用苏联的困难”。基辛格回复称,“美国不会介入这场苏中之间的争端,……总统也不是使那种卑鄙手段的小人”。


然而,两人会谈刚一结束,基辛格便向尼克松汇报了会谈内容,并着重描述了多勃雷宁的激动情绪。在电话里,尼克松马上意识到中苏冲突会影响在越南的战事,虽然他并未提及这场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但却意味深长地表示,“有时那些突发事件会在日后变得很有用处——谁知道呢”。


尼克松选择了谨慎观望的态度。4月,尼克松让美国驻苏联大使比姆(Jacob D. Beam)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传话,“美国并不想看到(苏中)两方冲突,而且一定不会利用它们当前的困难关系”。


然而,苏联却不断表现出自身对“中国威胁”的紧张感,尼克松政府也越来越觉得有可乘之机。5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分析人员索南费尔德(Helmut Sonnenfeldt)判定,中国问题已成为苏联的心腹大患,几乎影响了苏联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苏联在远东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代价非常之大。


6月初,苏联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大会。在基辛格看来,这场被推迟了六年才召开的会议,仅是为苏联提供了“攻击中国领导人的戏剧化的论坛”,勃列日涅夫“用充满愤恨的冗长谩骂攻击中国”,破天荒地“详述了中国对苏联构成的军事威胁”,指责“中国不仅仅是背叛者,还是苏联公开的敌人”。


6月13日,多勃雷宁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坚决否认中国是苏联的所谓“盟友”,并宣称中国如今已经成为苏联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苏联对“中国威胁”的过分夸大以及它的情绪化反应,最终让自己在苏美外交博弈中“失分”。6月26日,基辛格在写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称,“为了使苏联让步或者牵制它的行动,我们可以使苏联和中国相互争斗,以便谋利”。


后来,尼克松指示美国官员,“必须找出一种可以增加(苏联)这种忧惧的方法”。他还向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格林(Marshall Green)明确表示,美国可以通过采取“对华主动”令苏联感到不安,从而促使苏联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三、尼克松:不能任由苏联“撕裂”中国

    

1969年七、八月间,尼克松访问了亚洲盟国以及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这趟行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中苏冲突的认知,逐渐认识到苏联比中国“更具侵略性”。


当时,亚洲国家对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构想普遍不满,不仅菲律宾和泰国明确反对,出乎尼克松意料的是,连印度和印尼也表示不能接受。尼克松感到,亚洲国家“最怕的就是苏联,它们并不想让苏联充当自己的保护人”。


此外,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明确地告诉尼克松,苏联比中国更为粗暴野蛮、好战成性。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Yahya Khan)则称,中国十分担心美国、苏联和印度对其构成围堵之势,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也不想打仗,但一旦爆发战争中国也会不顾一切地坚决反击。


与此同时,苏联不断发出开打对华战争的信号,这让美国方面越发感到担忧。美国的情报显示,苏联当时在苏中边境地区部署了相当数量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还在蒙古境内修建大量军事基地,仅新建军用机场就有10座。


8月13日,中苏在靠近新疆的边境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次冲突让美国确认苏联才是真正的挑衅者。基辛格后来回忆说,当他打开地图的那一刻,就很快明白这次冲突绝对不可能由中国挑起,因为冲突发生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站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站点都有几百英里。


美国开始在中苏冲突中偏向中国一边,“反共斗士”做出美国要拯救中国这个“敌手”的决定。8月14日,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上,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Richard M. Helms)通报了苏联对华军事部署情况。笔者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时发现,尼克松在他的私人会议记录中清楚地写下“苏联30个师——全副武装”这些字样。尼克松在这次会议上明确表示,“苏联,而不是中国,才是更有侵略性的一方”。他强调说,“在苏联和中国的战争中如果任由苏联撕裂中国,那就是对我们利益的侵犯”。

实际上,当时苏联也在努力打探,一旦苏中开战,美国可能会采取什么反应。8月18日,实际身份是克格勃的苏联驻美国使馆官员达维科夫(Doris Davykov)私底下告诉美国国务院官员,“中国人必须知道,他们不能够继续逃脱惩罚”,并较为详细地谈及苏联军事打击中国的可能方案。这是苏联在有意试探美国。


苏联制造的战争疑云越来越令人不安,美国国务院指示驻外官员加大搜集苏联进攻中国的情报。后来美国方面估计,苏联对中国的武装打击形式有两种选择:一是大举进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二是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重点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

8月底,在国务院举行的讨论会上,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Doak Barnett)等人提出,美国绝不应轻视苏联的战争威胁。他们还强调说,即便苏联和中国高层不想使冲突升级,但基层指战员的一时盲动也可能将两国拖入战争;此外,中国很可能会打错算盘,它那些旨在吓阻苏联进攻的做法或许会导致中苏陷入全面战争。


另一位“中国通”惠廷(Allen S. Whiting)在他向基辛格提交的分析报告中提出,中苏战争不仅可能成为苏联任意打击有核国家的先例,还会加深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猜忌,尤其是对大国的仇视,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永远退缩到“愤怒和孤立之中”。


尼克松政府开始认真评估中苏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9月25日,基辛格在“国家安全高级审议小组会议”上指出,中国可能因为苏联的打击而变得四分五裂,尤其是新疆和西藏或将因此独立,如此一来,即便苏联不能完全控制中国,也可在部分地区建立傀儡政权。有与会者问基辛格,“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我们来说是得还是失?”基辛格坚定地回答道:“是失”。


9月29日,基辛格在写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称,“我们在这场冲突中保持沉默将会被中国人视为与苏联的合谋”,需要“防止苏联利用美国的沉默给中国和国际社会留下苏美合谋的印象”。


由此,美国判定阻止苏联对华动武符合自身利益,并开始采取相关举措。尼克松指示中情局局长赫尔姆斯,让他故意向媒体透露苏联为进攻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试探和相关军事部署。赫尔姆斯还对苏联攻击中国的效果表示怀疑,这实际上是用一种间接方式向苏联提出警告。


此外,基辛格也巧妙地向多勃雷宁传递了美国对苏联军事打击中国的不安。在9月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多勃雷宁问基辛格如何看待苏中关系,基辛格称“这是一个很大的地缘政治问题”;紧接着,多勃雷宁就苏联向中国开战的问题试探基辛格,基辛格给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认为苏联正在考虑进攻”。


尼克松政府的表态看似对苏联和中国不偏不倚,但实际上更多的是对苏联的一种威慑。当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在要不要轰炸中国的问题上争执不休的时候,多勃雷宁则从华盛顿发回消息,他明确警告,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打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这会导致苏美之间的严重对峙。根据时任苏联高级外交官的舍甫琴科(Arkady Shevchenko)的回忆,苏联领导人最终之所以没有冒险进攻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无疑是它被警告说,美国将会大力进行阻遏”。



四、美国对华政策调整驶入快车道

    

1969年10月初,尼克松让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国防部长莱尔德(Melvin R. Laird)等高层官员传阅一篇讨论美国外交战略的文章,并要求他们在看过之后给予评论。尼克松对这篇文章甚为推崇,认为它“悲观却真实地”描绘了美国的战略困境,“精彩地”分析了美苏中三角关系:


这篇文章写道:“对于红色中国及其倔强难缠的领导人,苏联确实变得越发忧虑。在自身利益驱动下,苏联人不得不在克林姆林宫和华盛顿之间寻求真正的缓和,甚至做出妥协,以便将来中苏对抗发生时美国可以成为可能的盟友、半盟友或者至少是一个友好的‘中立者’。在苏联人看来,要想评价美国作为朋友或者敌手的价值和分量,就必须得看美国在决心和意志上是坚不可摧还是疲弱不振。克林姆林宫的现实主义者正‘打量着我们’,美国的屈从或者在行动上的犹豫都会使他们认为美国不过是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角色,而非一个他们必须看重的、可以并且能够施展力量的强者。”


这篇文章或许确实道出了尼克松的心声,他决定撇开对美苏关系的过分顾忌,要在调整对华关系方面加快脚步。9月9日,尼克松要求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Walter J. Stoessel)努力与中国外交官建立直接联系,并向其传递美国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讯息。


9月下旬,尼克松政府决定调整美军在台湾海峡的巡防政策,虽然这一举措遭到“蒋介石政权”和部分美国官员的激烈反对,但尼克松和基辛格非常清楚,只有在美中之间最敏感、最关键的台湾问题上做文章,才能更明确显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决心和诚意。


尼克松政府向中国示好的一系列举措,很快便引起苏联的不满。10月20日,多勃雷宁直截了当地警告美国不要图谋从苏中紧张关系中渔利,“任何这一类的想法都注定是打错了算盘”。而尼克松则不愠不火地回复道,“让我们看看亚洲的未来,25年后的亚洲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中国会成为一支极其强大的力量,美国不可能不去接触中国。” 送走多勃雷宁后,基辛格夸赞说,尼克松的这些话恰到好处地向苏联传达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立场,“向苏联做出更多的保证没有一点好处,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我们的对华政策”。


然而,美国也担心,中苏会不会实现有限缓和,甚至再次重新站到一起。若此,美国就难以在美中苏战略三角中占据最有利的位置。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胡志明葬礼之后,突然从越南飞抵北京,并在首都机场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这一事态让基辛格感到,“中苏关系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谜”。9月25日,周恩来在会见法国驻华大使时就中美关系问题表示,“形势还在发展中,很复杂”。周恩来的这一表态很快就被传至美国,美方认为,所谓“复杂”,意味着中国领导层内部在对美和对苏关系上还有摇摆和争论。


中国的这种不确定性让美国方面意识到,需要争取时间,趁着中苏仍然没有走出敌对状态,尽力将中国拉向美国一边。由此,在1969年12月,美国的“对华主动”进入了快车道。


12月2日,国务卿罗杰斯向尼克松呈报“下一步对华举措”,罗在阐述时机选择问题时指出,中苏谈判不可能完全消除彼此敌意,美国此时抛出更多“对华主动”举措会使中国与苏联交涉时更有信心,同时还能“为我们在近期促成与中国的双边会谈”营造良好气氛。此外,由于苏联也在谋求缓和对华关系,因而美国对中国的示好不会招致苏联方面太过强烈的反对。


美国对中国的示好信号被北京及时捕捉,中美之间终于出现了积极的互动。12月7日,中国释放了两名因私闯领海而遭拘留的美国平民,基辛格认为中方的这一举动是在“向我们表明,可能也想让苏联人明白,他们想要进一步扩大与我们的联系。”正如中共党史研究权威学者金冲及在《周恩来传》中所证实的,中国此举正是对美国调整台海巡防政策以及放宽对华贸易限制的一种积极回应。


五、重启中美大使级会谈

    

在中美实现良好互动的同时,美国情报官员对中苏关系和中国外交政策走势也做出新的估计:第一,苏联认为此番胁迫北京重启谈判的策略非常成功,因此将继续其遏制和孤立中国的努力;第二,中国的战备行动不仅是为了吓阻苏联的进攻,更是为了整顿国内秩序,表明中国领导人希望改变“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混乱局面;第三,“北京最近努力修复与朝鲜、北越和南斯拉夫的关系,无疑是因为它日益认识到自己在与莫斯科斗争时处于弱势国际地位”,中国外交官在华沙与美国大使进行的试探性会谈也表明中国想要努力修正“外交失衡”。


从1955年开始,中美在波兰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这是双方保持有限接触的方式,会谈内容除台湾问题外,还涉及越南战争、核裁军、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等问题。美国和中国原本同意在1969年2月20日在华沙进行第135次大使级会谈,后来因为发生中国外交人员“叛逃”事件,这次会谈被取消,美中之间直接交流的唯一通道一度关闭。

在1969年年底中美相互示好之后,双方同意于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举行第135次和第136次大使级会谈,并且将会谈地址从波兰提供的场所“水晶宫”移到了两国的大使馆。这对于防止苏联情报人员的窃听十分必要。


对于美国是否应向苏联通报美中大使级会谈进展,尼克松政府内部产生了分歧。负责对苏军控和裁军谈判的高级外交官史密斯(Gerard Smith)、前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等人认为,应在美中重启大使级会谈的消息公布之前将此事通告多勃雷宁。基辛格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则在分析报告中写道,“上一届政府的确有向苏联通报美中会谈内容的习惯,那样做不仅可以平息苏联人的猜疑,也不会对美国造成什么损害,因为就算美国不通报,苏联也可以通过波兰人设置的监听装置得知会谈内容”,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坚定地认为,本届政府不应继续这一做法。


12月12日,基辛格对国务卿罗杰斯表示,“无论任何情况,我们都不要和多勃雷宁提及美中会谈以及会谈的内容。如果多勃雷宁问起此事,我们就轻描淡写地说,会谈只涉及双边利益而无关其他。”


苏联对美国和中国加快“相互走近”深感紧张,也不满美国不再向苏联进行通报。以至于在12月下旬多勃雷宁直接质问基辛格,“你们到底想干什么,难道真想激怒苏联吗?”然而,此时美方已经不太在乎苏联的抱怨了,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认真筹备1970年年初将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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