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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观察
盘古观察
王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关系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亚太国家越来越多地采取对冲战略。尽管决策者和战略分析家们经常使用“对冲”这一概念,但在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对冲的理论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现有研究在使用“对冲”这个词汇时存在很多概念界定上的问题。事实上,国内外学界尚未完成对冲的“理论化”工作。作者通过借鉴金融学中的对冲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试图构筑一个关于国际关系对冲行为的普遍性理论。通过厘清对冲的概念,提出解释国际关系中对冲行为的核心假设和变量关系,对亚太国家的对华对冲行为尤其是对冲的强度及具体形态做出更加详细的解释和预测,同时也为中国在快速崛起过程中如何处理周边关系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文章来源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期,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副主任王栋。


【关键词】对冲;中国崛起;威胁感知;亚太国家


本文的前期研究曾得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资助,特此表示感谢。 此外,孙冰岩、成泽东和李卓对本文的资料搜集亦有贡献。 笔者也获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批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文中谬误概由笔者负责。


引言


冷战后,随着中国不断快速崛起,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选择“对冲”(hedging)战略作为减少风险、扩大战略空间的保险策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亚太战略形势。亚太地区于是也成为对冲行为最普遍的地区之一。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到东南亚诸国,几乎所有中国的邻国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对冲的战略行为。同时,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其对外战略中也经常采取对冲策略。事实上,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决策者和战略分析家也越来越多地在其战略语汇中采用对冲这一概念。然而,不同于“制衡(balancing)”或者“见风使舵/追随”(bandwagoning)等大战略概念,有关对冲的理论探讨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文献中非常不足。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围绕着究竟是制衡还是见风使舵/追随是国际政治中更为普遍的战略行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不过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尚未发展出关于国际关系中对冲行为的普遍性理论框架。正如知名国际关系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理查德·萨缪尔斯所指出:“我们有关国家在什么条件下——以及以什么样的工具和多大的冒险程度——进行对冲的理论指导依然几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一样充满矛盾。”基于此,本文旨在提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用于分析和预测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的普遍性理论(ageneral theory)。(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和政策语汇中,hedging很多时候被译为“两面下注”。但是由于“两面下注”具有道德的负面含义,并且在实际的金融市场或国际政治实践中,行为体不仅仅是在“两面”进行下注,对冲实际上是一个(投资)策略组合。因此我们采用金融学和经济学的译法,将hedging译为“对冲”。“对冲”是金融市场或国际关系中的理性策略行为。中国台湾学界一般将hedging译为“避险”,但在我们的定义中,hedging除了规避风险之外,还有扩大行动自由度和塑造对手偏好的功能,因此“对冲”这一译法能比“避险”更全面地反映hedging的这些内涵。)


现有对冲理论及其不足


近年来,借用金融学中的“对冲”概念来研究国家间对冲行为的学术文章已不鲜见。但现有的关于国家对冲行为的研究成果尚存在很多不足。


首先,尽管国际关系学者、战略评论家以及外交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使用对冲这一概念,但是国际政治中的对冲却从未被明确定义,现存的几种定义也在不同方面有所欠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吴翠玲将对冲定义为“当国家无法在制衡、见风使舵/追随或中立等更加直截了当的替代性战略中做出决定的情况下,所选择的旨在避免(或因应)这种情况的一组策略”。当一个国家行为体选择对冲时,它是在寻求一种“中间立场”以便能“预先阻止或避免因被迫选择一边而遭受损失”。在分析东南亚国家的对冲行为时,吴翠玲认为东南亚国家是在对三种不好的结果进行对冲,即中国的支配与霸权、美国撤出亚太地区以及不稳定的地区秩序。它们所采取的对冲手段可以分为三种:


(1)软制衡——主要表现为说服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平衡(counterweight);


(2)对中国进行复合型的接触以期中国能够被社会化到国际规则与规范之中;


(3)一种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性组织“束缚”地区大国的策略。


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菲奥里和安德里亚·帕塞西也把对冲看成是“制衡”与“追随”之间的“中间立场”。但是有学者指出,国家进行对冲时,很多时候并不是选择“中间立场”,而是同时采取“相反的立场”。


在美国学者布洛克·泰斯曼和沃泰克·沃尔夫看来,战略对冲可以防止国家陷入两种境地:一种是对冲国与主导国关系恶化导致军事危机,另一种是主导国停止提供关乎对冲国利益的公共物品。泰斯曼和沃尔夫拓展了传统均势理论,强调了软制衡研究中缺失的结构性约束。但是泰斯曼和沃尔夫只研究了单极体系下第二梯队国家针对“系统领导者”的对冲形式,所以他们的对冲理论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无法解释更广义范畴内的对冲行为。譬如,他们的理论既无法解释系统主导国(如美国)对崛起国(如中国)的对冲,也无法解释第二梯队国家之间的对冲(如日本、印度、韩国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对冲),更无法解释单极体系以外其他系统条件下的战略对冲形式。


此外,不少战略分析家在讨论美国对华对冲战略时,有的将之视为经济接触与军事遏制的混合,或者所谓的“遏制加接触(congagement)”战略;而有的则将对冲视作和接触相对的概念,如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是同时接触和对冲。将对冲视为与接触相对立的概念显然有问题,因为一个对冲策略一定同时包含合作和竞争性的因素,接触是对冲策略的应有之义。从概念上看,应该将遏制与对冲区分开。严格意义上,由乔治·凯南所定义的遏制战略指的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实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围堵与包围,旨在压制并阻止苏联权势的扩张。在遏制战略下,美国不仅在军事上对苏联采取围堵和对抗政策,在经济上也对苏联实施贸易禁运和制裁,美苏贸易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除外交人员与记者等特殊职业人员之外,美苏两国之间基本没有民间人员往来和交流。这和今天中美之间的“高度相互依存”——每年超过5000亿美元的贸易额以及数以百万计的人员往来和密切的商业、教育、科技和文化交流——显然并不一致。美国对华对冲战略包括了军事防范、战略牵制和制衡,但是并不能将其界定为遏制或围堵。这一概念上的区分有助于理论上的严谨与自洽,同时也有助于进行更为严格的战略分析和判断。遏制并不是对冲,正如使用武力不是威慑一样。使用武力是威慑失败之后的选项,而遏制是对冲失败之后的选项。


挪威学者奥斯汀·腾斯强在研究中国能源对冲政策时从市场和战略视角给对冲做出定义。在腾斯强看来,对冲是一种“将合作、竞争和敌对等元素融合而成的权变战略(contingent strategy)”。为了“管控不确定性和规避风险”,对冲国会有意识地向外发出混合信号,避免其政策意图被他国过度片面地解读。腾斯强将对冲的定义与风险管控和规避联系起来,但并没有涉及扩大行动自由度、使战略选项多元化和塑造目标偏好等层面。实际上,腾斯强仅仅把对冲概念运用于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研究。


其次,在针对对冲主体国家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存在选择性偏好,即把中国周边的中小国家如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作为研究重点。但这些研究又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换言之,这些研究并未发展出关于国际关系中对冲行为的普遍性理论。国外关于东南亚国家对冲行为研究的代表是马来西亚学者郭清水。郭清水在对对冲的定义方面突破了传统的“两面下注”,试图对介于制衡与追随两个政策极端之间的对冲“区间”做出更加详细的划分。尽管郭清水在研究中承认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会对中国采取对冲战略,但他的研究聚焦于东南亚国家。小国和较弱的国家在面对大国权力角逐时如何进行对冲是他关于对冲的主要研究成果。国内外不少学者倾向于选择东南亚国家作为对华对冲战略研究的重点案例,但对冲战略的施动主体并非只有小国或相对较弱的国家。现有的关于对冲案例的研究已经涵盖美国、印度的对华对冲政策以及中美两国在中东地区的对冲政策。有学者认为大国的对冲和小国的对冲属于不同性质,大国对冲是为了扩大“硬权力方面的绝对优势”,小国对冲则是为了“自身的绝对利益尽量不被侵蚀”。然而,这样一种区分显然不利于建构一个关于国际关系中对冲行为的普遍性理论。实际上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对冲都是为了使本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避险行为和保险策略。美国对中国采取对冲行为既是为了维持其权力优势,也是为了避免其国家利益在中美间可能失控的冲突中严重受损。采取多样化的政策组合以保证政策选择的多样性,确保在极端情况下国家利益也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这不仅是中国周边国家的政策选择,也是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理性策略。对冲的主体不应局限于小国或中国周边国家。


近年来已经有研究对“接触”和“制衡”之间的政策区间进行频谱式划分,但尚未有学者对属于对冲性质的外交政策集合或区间做出更为细致的频谱式划分。譬如刘丰和陈志瑞对中国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进行了归类划分,将国家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合作性和对抗性两类:在对抗性方面由弱到强依次是疏远、约束、防范、制衡;在合作性方面由弱到强依次是疏远、接触、绥靖、追随。他们认为“对冲”的区间处于“合作程度大于接触、小于绥靖且对抗程度大于约束、小于防范”之间。对冲就其政策范畴来看的确是处于一个区间之内,但他们没有将对冲在此“区间”里的形态进一步细分。鉴于大多数中国周边国家在对外政策中不会选择对抗性很明显或完全偏向合作的政策,对冲就成为其对外政策选择的主要“区间”。因此,很有必要对此“区间”内部的政策内容进行更加详细的划分。


最后,很多学者都试图运用对冲理论来解释中国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但实际上许多现有研究成果都是利用对冲的视角和思维方式来描述和总结中国周边国家的对华政策特征和效果。郭清水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划定对冲的范畴和解释决策者采取对冲政策的国内原因。但郭清水并未提出一个有关对冲的普遍性理论,从而使其可以解释更多类型国家的对冲行为。迄今为止,无论是国内或国际学界,关于对冲的进一步理论化工作如对冲理论的基本假设、变量关系等仍未有人做出明确的陈述。作为一个从金融学借用过来的概念,对冲依然只是被用于对个别国家的外交行为做出描述性解读。对冲在与国际关系相结合后,其作为理论在解释力和预测能力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尤其是在国家没有明显选择追随或硬制衡的情况下,其在何种情况下选择何种对冲策略、以何种形式和强度进行对冲对于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行为非常重要。因此,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中对冲行为的普遍性理论极为必要。而一个关于国际关系中对冲行为的普遍性理论必须回答如下问题:国家行为体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对冲以及以何种形态和强度进行对冲?


对冲理论的框架:从金融学到国际关系


(一)对冲的定义


对冲概念来自金融学。随着20世纪4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并逐渐完善了对冲的理论内涵。1948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霍尔布鲁克·沃金在《农业经济研究》发表论文,对当时经济学界流行的期货价格理论“凯恩斯—希克斯假设”进行了批评,首次提出了对冲理论。此后沃金相继在《美国经济学评论》上发表数篇论文,进一步完善了其对冲理论。截至20世纪60年代,对冲理论已成为金融学中颇具影响的理论。


在金融学领域,对冲被定义为一种为应对当前商业活动中未知的不利价格及利率变动所进行的、旨在避免或最小化金融风险的保险政策,是一种在降低商业风险的同时仍然能在投资中获利的手法。“对冲”最早来源于赌场中轮盘赌玩家所使用的“对冲赌注”一词,但对冲所采取的避险策略不同于赌博。赌博本质上是一种看运气的冒险策略,对冲则是在金融市场上所使用的、旨在减少投资风险的审慎策略。沉迷赌博式投资的投资者通常会采取高风险的冒险行为并最终碰上坏运气。而采用对冲战略进行投资则说明投资者采取了一种理性而有远见的战略,诸如期货、远期、掉期及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对冲策略集合,这个策略集合可以减少甚至完全消除投资风险。


尽管投机和赌博都是金融市场上常见的投资行为,但是区分对冲与投机的难度要比区分对冲和赌博的难度更高。对冲行为的最早研究者沃金认为“对冲本质上是一种投机行为”,不过经济学家们仍然致力于研究对冲与投机的区别。与对冲者在变幻无常的金融市场中刻意规避风险的行为相反,投机者则希望在大起大落的期货价格中通过利用风险来套利。尽管投机者在金融圈的名声并不好,但投机者为衍生产品市场提供了其必需的流动性,使买家与卖家相匹配,给很多谨慎的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的必要保护。当然,很多国际关系领域的“投机”行为是否可以被解读为对冲,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可以设想,即使国际政治中存在投机者,其数量也会比金融市场中少很多,毕竟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数量(全球主权国家不到200个)要远少于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数量。 国家转变其联盟忠诚的行为可能算是国际政治中的典型投机行为。 譬如某些太平洋岛国或中美洲小国面对中国大陆与台当局的“外交承认”博弈时会采取“骑墙”或观望态度,这种行为也可以归为国际政治中的投机行为。)


本文借用金融学中的对冲理论,对国际政治中的对冲战略做如下界定:国家行为体面对不确定性而采取的审慎的保险策略。这一策略旨在实现如下目标:减少或使战略风险最小化、维持或增加行动自由度、使战略选项多元化以及塑造目标国的偏好与选择。国际政治中的对冲战略是一个策略组合,其中混合了接触、围住/束缚、防范、牵制、制衡等不同的战略手段和工具。为了将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最小化,国家行为体在进行对冲时将组合运用分布在光谱不同位置、从接触直到制衡的多种战略手段。


当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进行对冲时,通常会在其投资组合中保持一定比例的“做空”(确信投资的资产价格走低)以抵御“看多”(确信投资的资产价格走高)的投资出现亏损时带来的风险。通过这样的操作在其投资组合中建立“负面相关性”,这种策略也被称为反向操作。同样,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体通过接触与“围住/束缚”等合作性战略工具进行“做多”,以期塑造目标国正面的、合作性的行为,同时也通过竞争性的防范、牵制、制衡等战略手段进行“做空”,即反向操作,以劝阻目标国不要采取危害现状和行动国利益的行为,并应对目标国未来变得富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风险。美国著名战略分析家法里德·扎卡利亚指出,美国对中国进行对冲时,应当像金融市场里的对冲基金一样具有所谓的“看多偏好”,即美国应该将重点锚定在和中国进行接触之上。


在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实施对冲策略时也可通过一方面投资金融资产,另一方面同时针对其设立期权,建立负面相关性以抵御可能的投资风险。期权的购买者在约定时期有权选择行使或不行使特定合约。如果期权购买者选择行使期权,则期权合约的出售方必须承担按照合约约定的执行义务。国际关系中也存在类似逻辑。譬如,近年来中国的不少邻国采取所谓“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策略,其本质就是通过对冲的反向操作建立负面相关性。一方面希望通过继续与中国接触,加强经贸纽带,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红利,同时又通过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或伙伴关系对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强化或建立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或伙伴关系就可被视为一种期权投资。对这些中国周边的亚太国家来说,如果未来中国崛起之后变得更具“侵略性”,那么它们届时就可以选择行使这一期权。反之,这些国家则可以选择不行使这一期权。


当然,在借鉴、运用对冲这一概念时,我们也应注意到金融市场中的对冲与国际关系中的对冲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行为体数量与系统规模的区别。在金融市场中,能够参与对冲操作的行为体(投资者)数量众多,交易形式复杂。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资本全球化的推动之下,通过货币电子化等技术进步,使得资本市场的资金规模急剧扩大、流速激增,对冲作为一种投资策略不仅在金融套利过程中成为常规,而且在各类生产贸易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在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体的数量极为有限,对本国安全的威胁来源相对清晰,因此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对冲操作中所能使用的策略组合也远较金融市场中的对冲策略更为有限。


其次,在金融市场中,对冲不仅形式复杂,而且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和大数据运算在短时间内同时或重复操作,具有很强的同时性。但是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对冲战略的实施往往具有更长的周期,其策略组合的操作具有更强的序列性。这意味着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具有更高的机会成本。


最后,金融市场中的对冲操作对其对象(金融资产)不会产生影响。但是在国际关系中,一国的对冲行为会对对象国的认知带来影响,从而影响其对对冲策略实施国的威胁认知。这意味着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虽然在策略组合上较金融市场更为简单,但是对冲的均衡策略却更加难以取得和维持。对冲策略实施国与目标国之间密切的互动性以及认知因素的重要影响使得国际关系中的对冲在某种意义上比金融市场的对冲更为复杂,也更不容易把握与研究。这也意味着国际关系中的对冲策略要比金融市场中的对冲具有更多的连带性损害。譬如,如果一国在其对冲策略组合中过于强调或突出制衡等强制性战略工具,那么就很有可能使得对象国对其的威胁认知升高,从而对其对冲的策略均衡带来负面影响。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战略本质上仍然是对中国的对冲战略,只不过在其对冲的策略组合中强化了防范、牵制和制衡等强制性战略手段,以应对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南海领土争端等问题上日益“咄咄逼人”的态势。但是,由于过于强调军事和安全层面的再平衡战略,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实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引起了中国对于美国包围、遏制中国的战略疑虑,不必要地导致中美安全困境加深。因此,奥巴马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后期就已经意识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失衡”之处,并在第二任期伊始着手重新微调,强调亚太再平衡并非对华遏制,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也是亚太再平衡的应有之义。这一政策变化的实质是奥巴马政府在其对华对冲的策略组合中调整不同战略工具的比例,适当降低防范、牵制和制衡等强制性手段的比重,增加接触等合作性工具的成分,从而继续维持整体对华对冲策略组合稳定的均衡状态。国际关系中对冲行为的互动性与序列性使得奥巴马政府在其最初的亚太再平衡的策略操作中承担了一定的机会成本,其最初对冲策略组合中的“失衡”及对中国对美威胁认知所带来的“连带性损害”使得中国对美战略疑虑上升,加深了中美安全困境,迫使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转而强调与中国的接触与合作,才能将其整体对华对冲策略组合维持在较为均衡与稳定的状态。


(二)作为策略集合的对冲战略


下面我们将对对冲策略组合中使用的不同战略工具进行界定。根据国家在对冲过程中对外政策的合作和对抗程度可以把对冲策略集合中的战略频谱分为下面依次递进的五种类型:接触、束缚、防范、牵制和制衡。


接触(engagement):在一项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中,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和陆伯彬将接触定义为通过“非强制性”的方法,即“依靠承诺施以恩惠而不是加以惩罚的威胁,影响对象国的行为”。本文借用这一定义。对冲国在实行接触时,采取的手段包括扩大经贸关系、加强军事交流和安全合作等。经济和安全层面的接触能起到所谓“再保证(reassurance)”的作用。


网住/束缚(enmeshment):这一概念是指通过将对手纳入制度性的框架(如国际性或地区性组织或架构)之内,对其形成制度性和规范性约束,从而降低所面临的风险。典型的网住/束缚策略如东盟国家试图将与中国的关系纳入以东盟为基石的制度框架之内,这是东盟国家对华进行对冲的重要战略手段。此外,近年来随着南海争端热度上升,部分域内国家和西方国家开始大谈规则,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ule-based international lorder)”的重要性,这种对规则的强调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网住/束缚策略,可以被理解为这些国家对华对冲策略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防范(fang fan):我们将防范定义为采取预防性的谨慎手段,防止战略形势发生不利于己的变化。古人曾云:“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又云“君子防未然”,这就衍生出中文经常说的“防患于未然”。防范这一概念强调在风险或危险变得明显之前采取预防性手段(主要是军事层面的),是行为体对潜在风险进行更加积极的管理。中文中的防范事实上反映出(个体或国家)行为体面对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时试图进行对冲的逻辑。很多中国学者都注意到美国对华战略中具有防范的特征。但防范这一概念在英文中并没有现成的对应概念,比较接近的译法有“to take a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gainst”或者“to be vigilant against”,但无论哪种译法都不如中文的“防范”那样简练而精准地把握住对冲战略的这一特征。因此,我们将防范这一概念引入对冲战略的界定。


牵制(qian zhi):这一概念指的是通过支持对手的对手、加强其能力或者达成非正式、权宜(adhoc)的安全措施迫使对手分散注意力和资源,以减少对手对自身的压力,从而减少或规避战略风险。这种非正式、权宜的安全安排或措施不同于正式的结盟。英文中比较接近牵制概念的词语有“limiting(限制)”或“restraining(制约)”。譬如近年来日本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合作关系,推动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边合作(QUAD)”以及与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国的战略与安全合作,这些都是典型的牵制行为。


制衡(balancing):制衡分为外部制衡与内部制衡。外部制衡指通过建立或更新正式的同盟以制约崛起国的潜在威胁,防止崛起国成为霸权国。内部制衡指的是通过加强自身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来制约崛起国的潜在威胁。


(三)相对能力、威胁认知与对冲形态


既然国家行为体在实行对冲策略组合时有五种战略工具可供使用,那么国家会在何种情况下使用何种策略组合呢?影响国家行为体选择对冲策略组合的形态和强度的变量是什么?这是构建关于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的普遍性理论必须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本文的主要假设是:相对能力和威胁认知是影响对冲战略行为强度和形态差异的主要自变量。其中,相对能力决定了国家选择对冲战略时能够运用的战略资源以及可能的战略工具组合,而威胁认知则影响了国家进行对冲时的强度。


相对能力指的是对冲国与对象国之间的能力差距。经济力量和军事能力的变化是影响相对能力变化的主要因素。此外,“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也对对冲国与对象国之间的相对能力构成重要影响:具有正式同盟关系意味着可能获得外部力量(盟国)较高程度的支持,而非正式安全安排或关系则意味着相对较低的外部力量可获得性。譬如,尽管印度和日本与中国的相对能力差距都不大,但是由于日美同盟的存在,日本具有较高程度的外部力量可获得性,其相对中国的能力差距进一步缩小,甚至在某些军事能力方面超过中国;而印度由于外部力量可获得性相对日本较低(没有正式的同盟),因此与中国的能力差距无法像日本一样得到日美同盟的弥补。这也意味着不同于日本在对华对冲策略组合中可以选择外部制衡,印度的对华对冲策略组合只能选择牵制。


认知威胁是指对冲战略实施国对目标国对自身威胁程度的认知。目标国自身的行为对对冲战略实施国对其的威胁认知具有重要影响。亚太国家对华威胁认知的变化与中国自身的政策行为往往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民调数据、精英分析和领导人声明等指标衡量一国对他国威胁认知的变化。根据实行对冲战略国对于目标国(中国)的威胁认知以及它们相对于中国的能力高低,我们可以将亚太国家划分成如下四种类型:(1)威胁认知高、相对能力高(日本、印度);(2)威胁认知高、相对能力低(菲律宾);(3)威胁认知低、相对能力高(韩国);(4)威胁认知低、相对能力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参见表1)因篇幅限制,此图只显示韩国、菲律宾和日本三个国家对华对冲战略的动态变化。 其余亚太国家对华对冲战略的动态变化需要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做更详细的考察。

威胁认知越高、相对能力越高的国家,其对冲强度越高,对冲战略的表现形态中诸如防范、牵制、制衡等竞争性元素的比例也越高。随着威胁认知和相对能力程度的提高,对冲的形态也会越来越倾向于突出防范、牵制与制衡等具有强制性战略手段的硬对冲(譬如日本的对华对冲就是典型代表);威胁认知越低,其对冲形态也越趋温和,防范、牵制与制衡等强制性战略手段的比例也越低,接触等合作性战略工具的成分也越多,这种类型的对冲可以被称为软对冲/温和对冲。

根据核心假设中的两个变量以及两个变量与特定国家的动态组合,可以相应地得出国家行为体的对冲战略的强度和形态。图1根据对亚太国家与中国的相对能力比值和对华威胁认知两方面的评估,直观展示了这些亚太国家对华对冲战略的象限分布空间。表2根据相对能力和威胁认知的不同分类对亚太国家对华对冲战略的强度和表现形态做了归纳。


除了软对冲与硬对冲的类型划分之外,按照对冲战略的对象数量差异还可以将对冲分为单一对冲、双重对冲以及多重(或复合)对冲如果一个国家行为体只对另一个国家实施对冲战略,那么这种对冲就可以被界定为单一对冲。


需要指出的是,双重对冲并非只发生在中美博弈的东亚或者两个大国激烈角逐的地区。很多国家同样会采取跨区域的双重对冲战略,如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国也会在中美之间进行对冲。土耳其在安全政策上主要依靠北约,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注重加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甚至与中国进行军事技术的贸易接触。在安全领域严重依赖美国的沙特在伊朗核协议达成后与美国的关系逐渐冷淡,其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近年来则进展很快。2016年1月中国领导人出访沙特,两国共同宣布建立“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7年3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中国,两国签署价值65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两国元首一致表示要“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传统盟国,但由于以色列强烈反对奥巴马政府执意要达成的伊核协议、美国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不满,奥巴马时期美以矛盾不断升级。因此,这一时期以色列的外交体现出了对冲的倾向和特点,通过加强对华关系在中美之间进行双重对冲,以期减少或使战略风险最小化,扩大行动自由度,使自身战略选项多元化,并有效塑造美国的偏好。尽管特朗普上台后的美以关系相比奥巴马时期有所进步,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依然于2017年3月访问中国,期待与中国在经济领域加深合作。同时,中以两国宣布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这些实例说明,对冲战略是所有国家面临战略不确定性时,为减少战略风险、扩大行动自由度、确保战略选项多元化以及塑造对手偏好而采用的理性保险策略。


下面我们将对冲与制衡、追随等其他战略概念进行简要比较(见表3)。不同于制衡和追随,国家行为体实施对冲战略时通常对目标国家的意图高度不确定,其对目标国的威胁认知要低于制衡。从零和博弈程度来看,制衡的零和博弈程度高,追随的零和博弈程度低,而对冲的零和博弈程度处在中等水平。换言之,与制衡带来的高度竞争的战略关系不同,对冲将产生一个以适度竞争为特点的战略关系。实施对冲战略的国家不确定目标国家的意图,有动机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因此在策略组合中会有防范、牵制和制衡等强制性战略手段。但是与此同时,实施对冲战略的国家将混合采用其他政策工具(比如接触和围住/束缚)来“平衡”战略组合,目的是防止最坏情况变为现实。



对冲理论主要假设的初步验证


在对冲战略实施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大致相近的前提下,相对能力这一变量能够对对冲战略实施国选择策略集中的对冲工具起决定性作用。其中,相对能力越大的国家在其对冲策略组合中倾向于更多频次地选择更具对抗性和强制性的防范、牵制和制衡等战略工具,相对能力越小的国家在其对冲策略组合中倾向于更多频次地选择合作性色彩较强的接触和网住/束缚等战略工具。


以菲律宾为例,由于其与中国的相对能力差距很大,同时菲律宾与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相互依赖性不及越南,这导致它与中国的关系一旦恶化,通过强化自身的内部实力(内部制衡)或利用与中国紧密的相互依赖性(接触)来确保国家安全的可能性相对较低。相应地,美菲军事同盟的存在使得菲律宾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较高,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盟国的援助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因此,菲律宾在其对华对冲策略组合中会更多地依赖外部制衡和牵制等战略工具。这在菲律宾近几年对华对冲战略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其对冲策略组合中外部制衡和牵制成分显著升高。


随着2011年3月“礼乐滩事件”中菲律宾石油勘探船遭遇中方巡逻船拦阻,中菲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势趋于紧张,特别是在2012年4月黄岩岛附近的舰船对峙事件后,菲律宾的对华威胁认知显著上升,在安全防务方面对美国的需求和依赖加深。2013年,菲律宾与美国负责外交和防务的高官就美军重新入驻菲律宾海空基地进行谈判。2014年4月奥巴马访菲后两国签署《强化防务合作协议》,协议允许美军重新入驻包括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等靠近南海地区的8处菲律宾军事基地。这意味着美军将以轮换的形式重新部署于菲律宾领土,双方军事合作、训练和演习的频率和强度也将增加。2016年,菲律宾积极参加美国国防部发起、明显针对中国南海的“东南亚海事安全计划”,在美国的帮助下增强其海军能力。2016年4月,菲律宾与美国军舰共同巡航南海。与此同时,菲律宾也在利用美国的军事援助加紧军备购买和建设。尽管自身相对能力较弱,但是美菲军事同盟的存在意味着菲律宾的外部力量可获得性较高,菲律宾可以通过外部制衡的手段强化美菲同盟,以美国的军事援助弥补其能力不足。菲律宾也在通过增加军费开支等内部制衡手段增加相对能力,不过由于资源约束条件,这一战略工具的比重有限。此外,菲律宾在其对华对冲策略组合中也采取牵制这一战略工具,在东盟多边框架之外发展和中国关系紧张或者有领土争端的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着力发展与日本的关系,加强菲日军事安全合作。在阿基诺三世时期,菲律宾的对华对冲战略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硬对冲的特征,其对冲策略组合中牵制、制衡(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等强制性战略工具的作用比较突出。


在对冲国与中国相对能力差距大致相近的情况下,威胁认知这一变量决定了亚太国家对华进行对冲时的强度。一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越强,其在对冲时将会更多频次地使用强制性和竞争性的战略工具,例如防范、牵制和制衡;一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越弱,其在对冲时将会更多频次地使用更具合作性的战略工具,例如接触和网住/束缚。东盟各国对华政策的多样性就体现了这一点。从相对能力这个变量的角度来看,东盟国家与中国的相对能力差距都比较大,相对能力差距处在同一等级,因此,它们在相对能力这一变量的值上大体相当。但是由于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历史关系演变以及领土争端上的差异,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程度不一。


由于2011年以来中国和菲律宾围绕南海区域领土争端的摩擦和冲突日渐频繁,系相比奥巴马时期有所进步,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依然于2017年3月访问中国,期待与中国在经济领域加深合作。同时,中以两国宣布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这些实例说明,对冲战略是所有国家面临战略不确定性时,为减少战略风险、扩大行动自由度、确保战略选项多元化以及塑造对手偏好而采用的理性保险策略。下面我们将对冲与制衡、追随等其他战略概念进行简要比较(见表3)。不同于制衡和追随,国家行为体实施对冲战略时通常对目标国家的意图高度不确定,其对目标国的威胁认知要低于制衡。从零和博弈程度来看,制衡的零和博弈程度高,追随的零和博弈程度低,而对冲的零和博弈程度处在中等水平。换言之,与制衡带来的高度竞菲律宾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急剧上升;近年来中国和越南在西沙区域的领土争端也不时凸显,越南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也在快速上升;新加坡与中国并无领土纠纷,但其处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缘方位,对中国的快速崛起也存在疑虑和担心,不过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总体上低于菲越两国;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再次之。在相对能力这一变量大致相等的前提下,威胁认知由高到低的排列可以产生对冲强度由高到低的排序。菲律宾在阿基诺三世时期对美菲军事同盟进行了高密度的充实和更新,在安全上更加倚重美国,使得其对华对冲策略组合的外部制衡色彩非常突出。由于与美国不存在军事同盟关系,越南的外部力量可获得性较低,因此其对华对冲策略组合突出了牵制和内部制衡等战略工具的比重。


自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后,由于美国对越南采取主动接近、积极拉拢的态度,越美外交、军事关系迅速发展。2011年9月,越南与美国签署《推进双边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2012年6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部长莱昂·帕内塔访越并特意访问越战期间曾是美军基地的金兰湾海军基地,成为越战之后首个到访金兰湾的美国国防部部长,此举具有浓厚的战略象征意味。之后,越南以海上安全为重点积极与美国展开军事合作。2013年7月,越南张晋创访问美国,越美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5年7月,越共阮富仲继4月访华之后访美,成为历史上首位访问美国的越共领导人。阮富仲此访突出体现了越南“多元化”的外交政策,其背后的逻辑就是典型的对冲战略。2016年5月,奥巴马访问越南,美国也随之解禁对越高科技武器出售禁令。


近年来,随着越南对华威胁认知的上升,越南对华对冲战略组合中牵制和内部制衡等强制性和竞争性战略工具的比重不断上升。但是与此同时,由于越南不存在结盟的外部制衡选项,加之与美国之间还存在人权和意识形态分歧,不能完全将“注”压在美国一方。因此,越南在加强与美合作、牵制中国的同时,也在强调与中国合作的战略意义。正如阮富仲在出访美国之前接受美联社、彭博新闻社等美国主流媒体专访时强调:“促进与中国和美国的互利友好合作关系是越南对外政策中的首要优先。”换言之,越南力求在中美之间探索“平衡点”,选择了总体平衡的对冲战略组合。


由于对华威胁认知相对较低,新加坡对华对冲策略集合中牵制和制衡等强制性战略工具的比重要明显低于菲越两国,呈现出较为突出的软对冲/温和对冲的色彩,其对华对冲策略组合主要以接触、围住/束缚和防范为主。尽管新加坡在2013年同意美国部署濒海战斗舰,但新加坡领导人很注意避免在公开的外交表态中给中国造成新加坡正在“联美抗华”的印象,也反对美国在亚洲组建联盟体系来遏制和包围中国。同样地,马来西亚领导人在对华对冲战略的实行上也非常谨慎,在其整体对冲战略组合中不愿过分突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更不愿像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那样将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反制中国的杠杆。在泰国,尽管部分精英私下承认对中国未来意图的不确定性是泰国与美国发展更密切军事合作的动机之一,但中国并不是泰美同盟的主要关切。泰国在对华对冲战略的实施上也非常注意控制强度,不愿过于突出对华防范的姿态。尽管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印度尼西亚采取了欢迎美国更积极地参与地区事务的姿态,加强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但印尼依然希望把东盟当成是促进中美对话和交流的平台而非偏袒美国或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的场所。换言之,在对华和对美关系的选择上,印尼政府坚持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成为任何大国的“追随者”。菲律宾、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些东盟国家或者是美国的军事盟友,或者与美国保持了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也希望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外交往来和军事合作。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在对华威胁认知方面存在梯次差距,因而它们在对华对冲策略组合的形态和强度上也存在明显的梯次差别。


威胁认知和相对能力越高的国家,其对冲强度越高,对冲战略中竞争性元素的比例也越高。随着威胁认知和相对能力的提高,对冲的形态也越来越倾向于突出防范、牵制与制衡等强制性战略手段的硬对冲。中日关系和日本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能够印证以上论断。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两国关系的“蜜月期”。尽管两国在历史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摩擦,但双方总体关系以友好与互利合作为基调。冷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日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结构性变动期”。在这一“新阶段”中,面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崛起,日本尚未决定该如何应对。中国究竟是竞争对手还是伙伴?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对这些问题,日本都没有明确答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逐渐发展出混合了接触、网住/束缚、防范、牵制和制衡等战略手段的对冲战略,其具体政策行为包括强化日美同盟、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增强军事力量以及与中国进行接触、试图与中国构筑“战略互惠关系”。但是自2007—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在军费开支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两方面先后超过日本,中日相对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再加上2010年撞船事件以及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单方面“国有化”,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军事摩擦和对峙不断升级,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也明显增强。这两个变量的快速变化导致日本对华对冲策略集合中防范、牵制和制衡的力度和频次大大增加。例如在牵制层面,日本利用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以各方对中国军力日益增长和主权声索态度强硬化的担忧与关切作为重要共同利益基础,通过向这些国家提供物资、军事援助来加强双边经济与战略关系,对中国进行战略牵制。在防范层面,日本政府在2010年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中特别提出“动态防御力量”概念,并加强了对日本“西南防御”的重视程度。“动态防御”要求日本必须通过定期性情报收集、警戒监视与侦察活动等适时与特定的军事行动来宣示国家意志与强大的防卫能力,以达到“动态威慑”的目的。在外部制衡层面,日本于2015年重新修订美日防务合作大纲并加强美日军事合作的对华色彩。在内部制衡层面,日本军费也从2013年开始以更快速度增长。总而言之,随着近年来中日相对能力差距的扩大和日本对华威胁认知的提高,日本的对华战略表现出对抗性越来越明显的硬对冲趋势。


威胁认知越低、相对能力越低的国家,其对冲强度也越低,形态也越温和,其策略组合中防范、牵制与制衡等强制性战略手段的比例也越低,接触、网住/束缚等合作性战略工具的成分也越高,即典型的软对冲/温和对冲。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的相对能力较低,对华威胁认知也都不高。它们在对冲战略形态和强度上存在共性,呈现较为突出的软对冲/温和对冲特征。由于它们对中国的长期意图不确定,无法判断中国将成为东亚秩序的维持者还是挑战者,因此都在对华政策上采取理性的对冲战略,以减少中国崛起的战略风险,扩大自身的行动自由度,使自身战略选项多元化,并试图塑造中国的偏好。可以说,大部分东盟国家的对华对冲战略属于软对冲/温和对冲。


韩国对华对冲策略组合的变化也能佐证本文的核心假设。中韩自1992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发展迅速、不断深化。经贸方面,受中国经济快速崛起的带动,中韩经贸关系发展迅速。2003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也成为韩国最大的对外投资目的国。外交方面,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使得韩国对中国整体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的心理预期不断上升。在卢武铉政府时期,韩国在维持韩美同盟的同时致力于提升和中国的战略关系,韩美中关系更趋平衡,这属于比较典型的软对冲/温和对冲。2008年李明博上台之后对华对冲强度增大,形式也发生变化,制衡等强制性战略手段的运用得到加强(如图1)。由于对华威胁认知的变化(包括认为中国袒护朝鲜发展核武器、对中国对朝影响与控制扩大的担心等),韩国对于中国的防范心理上升。而外部力量的可获得性(韩美同盟的存在)使得李明博政府可以通过外部制衡(强化韩美同盟)的方式以及牵制、防范等手段的运用来对冲来自中国的挑战与风险。朴槿惠上台初期,对华威胁认知有所降低,韩国对华对冲策略组合接触和围住/束缚等合作性战略工具的比重回升,牵制和制衡等强制性战略手段的比重相对下降。表现在具体政策行为上,中韩两国元首实现互访,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全面充实和深化”,中韩关系进入全方位扩展的“政热经热”新时期。此时,韩国对美国力推强化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和实质性同盟关系反应冷淡。然而,随着中韩围绕“萨德问题”出现争端,两国关系又急转直下,韩国对华威胁认知再度趋向负面。朴槿惠政府一改此前政策,转而寻求强化韩美军事同盟,对美日韩安全合作转趋积极,其对华对冲策略组合中制衡和牵制的比重上升。文在寅上台之后试图修补韩中关系,在萨德问题上提出“三不”承诺,即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韩美日安全合作不会发展为三方军事同盟、不考虑追加部署“萨德”系统;同时于2017年年底主动访华,推动韩中关系恢复。韩国对华对冲策略组合重新趋向更加平衡的软对冲/温和对冲(如图1)。


对冲理论的政策启示


中国的快速崛起带来了地区秩序与力量结构的重大变化。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亚太国家纷纷选择对冲战略作为回应。如何解释和理解国际政治中的对冲行为?什么条件下国家会选择对冲,以何种强度进行对冲,其对冲战略又呈现何种形态?本文通过对对冲重新进行更加严格的、可操作化的定义,提出了具体假设,构建起一个理解国际政治中对冲行为的普遍性理论,并以部分亚太国家的对华对冲战略为例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性证明。然而,对冲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和预测国家的对冲行为,还可以为中国在复杂的周边形势下如何应对提供有益的思维角度。


首先,有关对冲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思考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思维,更为准确地把握周边国家战略行为的性质。概念上的厘清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把对冲与遏制、围堵或简单的“两面下注”等概念相混淆。目前,亚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对华战略性质应该属于对冲而非遏制或围堵战略。正如布鲁金斯学会在2017年年初发布的一份关于美国全球战略的报告所指出的:“美国的东亚盟国和伙伴国家当前确实希望美国更多地介入东亚事务,但他们很不愿意被拖入被中国认为是旨在遏制或对抗中国的行动中。”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威胁认知和战略疑虑的不断上升,美国战略界围绕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大量反思和争论,开始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基本假定——将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将会使中国更趋自由化——已经宣告失败。这一争论和反思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出现根本性变化,从接触转向遏制?如果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概念框架是简单的“接触加遏制”,那么接触“失效”之后美国似乎就自然转向遏制。然而,我们认为这一概念框架过于简单化。事实上,从对冲的理论框架来看,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调整在于随着对华威胁认知的上升,美国已经把对华对冲战略组合的基础从锚定接触转移到锚定制衡之上。换言之,随着美国建制派精英对中国战略意图形成严重负面认知,一个新的跨党派共识正逐渐在美国浮现,即认为中国的战略目标在于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中国从价值、利益和制度等诸方面全面挑战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并将中国视为美国长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对华对冲战略逐步开始由“看多偏好”向“看空偏好”转变,其对冲策略集合中防范、牵制和制衡等竞争性战略手段的比重开始上升,开始向硬对冲转变。


从概念和政策行为上区分开“对冲”与“遏制”可以避免过分夸大亚太国家对中国的敌意,从而使我们避免与某些亚太国家陷入敌意的螺旋上升状态,进而加深中国与其的安全困境。而事实上,亚太国家在对华对冲方面普遍具有“看多”偏好,即绝大部分亚太国家都希望它们的对华关系可以通过合作与和平的方式实现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其对华对冲战略锚定在接触之上,目标是期望通过接触与合作获得“利多”结果:与一个和平、合作而不是富有侵略性的中国进行合作自然有利于其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基于此,中国政策界在分析中国周边环境与对策时,不宜简单地将中国与周边国家近年来不断加剧的领土争端和紧张关系归结为美国要遏制中国而制造的“阴谋”。实际上,无论是与美国属于同盟(具备较高的外部力量可获得性)还是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两者都并非导致亚太国家对中国进行硬对冲的充分条件。阿罗约时期的菲律宾和泰国都是美国的盟国,但菲律宾当时对华对冲战略组合中的制衡比重并不突出,泰国对中国的对冲则一直属于温和对冲。马来西亚和中国也存在领土争端,但由于马来西亚对华威胁认知不高,马来西亚的对华对冲同样属于较为典型的温和对冲。


其次,从决定亚太国家对华对冲形态和强度的两个变量来看,由于亚太国家与中国的相对能力比值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威胁认知变量实际上成为影响亚太国家对华对冲的主要变量。这意味着中国与邻国的互动乃至中国单方面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到邻国的对华威胁认知,而对华威胁认知的升高则是导致这些国家对冲战略形态由软对冲趋向硬对冲的直接驱动因素。因此,中国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到邻国威胁认知激增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我们在应对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周边国家时应当有所区分,尽量避免“四面出击”。从目前来看,韩国和马来西亚的对华对冲依然处于软对冲/温和对冲的范畴,韩国对华对冲的温和性在文在寅上台后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如果我们对两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则有可能导致韩国与马来西亚的对华威胁认知提升,促使两国采取制衡色彩更浓的硬对冲战略,从而使中国的战略环境更加复杂。“四面出击”思维不仅与好的战略思维所应当具有的审慎相悖,而且毫无必要地增加了中国的战略损耗和透支,甚至可能恶化中国的战略环境。如当前在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内部已经有很多类似观点,认为中国正在亚洲采取“咄咄逼人”的扩张性战略,推动亚洲版“门罗主义”,试图把美国挤出亚洲,成为亚洲的区域性霸权国家。这是对于中国战略意图的典型误判和错误知觉。事实上,中国的东亚政策只是旨在减少战略风险、增加行动自由和战略选择、塑造周边国家(包括美国)行动偏好的多重对冲战略。未来中国需要在对周边国家及美国采取多重对冲策略的过程中做到“软”“硬”平衡,在对冲策略组合中平衡合作性战略工具(如接触、网住/束缚)和强制性战略工具(如防范、牵制和制衡)的比重,加大战略再保证力度,以降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以及对华战略意图的误判,避免周边国家增加对中国的硬对冲比例甚至完全转向硬制衡,为中国的和平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的对外行为会影响别国对中国的威胁认知,而威胁认知又决定了这些国家的对华对冲强度,从而塑造着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这是对冲理论视域下的国家行为和战略环境变化的逻辑。如果逆向思考,中国可以考虑从降低周边国家威胁认知的视角来消减它们对中国采取硬对冲的倾向。争端往往是引发周边国家对华威胁认知增加的重要环境,因此中国应该既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又保持战术上的灵活性,通过增加接触和网住/束缚等策略工具的比重,加大战略再保证的力度,扩大合作共赢的基本面,从而降低周边国家的对华威胁认知。2016年以来中菲关系的改善就是典型案例。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后在对华关系方面迅速释放缓和信号,中方则抓住机会以很大的诚意和善意与菲律宾接触和谈判。通过与菲律宾建立经贸联系、适当安排和照顾菲律宾渔民在黄岩岛海域的捕鱼活动、就稳定南海局势达成默契等多样化的“接触”和“束缚”等战略手段,使得南海问题降温、中菲关系好转,客观上减缓了美菲防务合作的力度,从而降低了菲律宾对华对冲中防范、牵制和制衡等强制性战略工具的比重,促使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组合重新趋向温和。这些改变无疑有利于中国周边外交环境的改善。因此,对冲理论有助于我们避免战略思维上“四面出击”和“战略透支”的可能误区,使我们的政策逻辑更加细腻、更具层次感,有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和更有效的对策来塑造周边国家的对华正面认知,创造有利的周边外交形势和战略局面,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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