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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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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王勇:贸易战是信心之战,对中美关系不应过分悲观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 勇在《中国评论》月刊20188月号发表《贸易战是信心之战,对中美关系不应过分悲观》一文。他强调,中美贸易战是在中国崛起、中美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与能力应对美国贸易战的压力。中国市场是中国应对美国的最大“王牌”,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这张牌就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中美在解决“贸易赤字”前要优先解决“信任赤字”的问题,中美要增进互信,消除对彼此战略动机与国内发展的误解。同时,中国要做好应对中美经济“脱钩”并发生激烈地缘政治对抗等“最坏”情形的准备。他最后指出,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有理由对双边关系发展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对于中美贸易战,我们还是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要仔细分析大势,清楚敌我力量对比。如何应对美国对华贸易战,我提出下面一些看法与建议:

  第一,面对美国的贸易战,中国人要有信心。

  很多人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原因有中国的技术不如人,中国对美国市场依赖大,中国经济存在债务等风险。

我们应该有信心,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中国处于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中美实力对比正在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这是国际格局中的大趋势,这正是美国对华安全战略派不安的原因,他们的目的就是打击挑战者,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二是美国处于守势,特朗普政府现在很多极端的做法实质就是“虚张声势”,通过制造噪音将对手吓倒。其实美国处于全面的危机中,美国贫富悬殊极其严重,种族关系紧张,在主要城市中心都有贫民窟,但是美国官方政策对于减贫帮困并不重视;美国债务达到历史第二高水准,仅次于二战时的债务峰值,反映美国经济“寅吃卯粮”问题严重,而特朗普减税计划只会加重美国的财政赤字与税务水准;由于特朗普上台,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冲突严重,社会政治分裂,难以达成全社会普遍共识。

三是特朗普贸易战没有章法,并非只针对中国一家,它是对所有交易伙伴的宣战,包括其诸多西方盟友。四是特朗普打击的目标更多的是经济竞争、技术竞争,中美可以有很大的谈判妥协空间。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公众应该保持信心,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可以转化为压制美国贸易战可能造成损害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说,贸易战是信心之战。

 

    第二,中国最大的牌是中国市场,要打好这张“王牌”。有几点需要注意:

  一是中国已经崛起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根据2017年底的统计,中国国内销售总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销售市场。中国正在成为内需拉动的经济体,外需与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拉动的相对份额在减少。中国过去商业不发达,消费受到很多限制,主要是商业基础设施不发达与市场地区分割的影响。

 

    二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投资盈利对美国企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种趋势还会加大。根据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2015年以来美国在华企业盈利水准上升,多数企业计划增加投资。面对中国的市场机会,美国企业更多是担心中国市场不再开放。他们抱怨,2008年以来中国市场开放速度变慢,一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工商界希望特朗普政府能够利用“301条款”这一“超级武器”打开中国市场,同时又担心中美贸易战加征关税带来严重的后果。

  因此,中方要打好中国市场这张“王牌”,通过美国在华企业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让它们意识到,中美贸易战如果无限扩大,将导致中美关联式结构性的崩塌,它们在华商业利益必将受到影响。因此,它们需要更加主动地做美国国内的工作,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

 

 

  第三、在解决贸易赤字前,要优先解决中美“信任赤字”问题。

  由于中美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差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与媒体对中国过去5年的发展多有误解,包括对中国“再集中化”发展不认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感到失望。其实,中美两国在过去五年中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过去20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悬殊等消极影响的回应。中国问题复杂性不断增加,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于中国事务的发展越来越困惑、感到难以预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习惯于戴“有色”眼镜看世界、看中国,习惯于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判断中国的发展,自然容易判断失误。

  此外,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势力的上升,也使得美国对华接触派、温和派、国际建制派在中国问题上不敢发声。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美国左右派精英在中国问题上意见一致的现象,他们都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

针对美方对中国变化的误解,中方要多做解释工作,有必要有领导人出面做说明解释工作,包括中国模式、国家干预加强等问题。各级官员要有授权地进行解释工作;中国学者与媒体也要多做说明解释的工作。相信这些耐心而有说服力的解释工作,将有助于增加中美的政治信任,减少“信任赤字”问题。

 

  第四,应对贸易战必须有“底线思维”,准备最坏的情形。

  中美有全面爆发贸易战、经济战的可能性,冲突有可能超越贸易领域,扩展到金融、科技、政治、安全等领域,也有可能爆发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受到美国极右势力的影响,有很浓的极端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的色彩。尽管特朗普本人可能主要兴趣在经济领域保持美国的优势地位,但是,其不断聚拢的保守势力可能利用他掌权的机会,发动更加咄咄逼人的攻势,他们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可能利用中国“将强未强”的时机寻求全面的对华冲突,力图彻底打掉中国崛起的势头。

    在经济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有可能在于通过“301条款”大打贸易战,促使中美经济“脱钩”,解决经济全球化20年发展所出现的美国学者称之为“中美国”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讲,前一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就是“中美国”,中国和美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产生了美国经济的“双赤字”问题与中国经济的“双顺差”问题,但是,中美都从这种经济关系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势力则认为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对美国整体国力造成损害,最后将损害美国的经济安全、国家安全,从而最终瓦解美国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执政团队包括两位重要的贸易“鹰派”人物,一位是彼得·纳瓦罗,为特朗普的国家贸易顾问,另一位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是1980年代对日贸易谈判的强硬派。这两人对于贸易问题的思想与特朗普前任政治策略顾问史蒂夫·班农的经济战略思想是一致的,即贸易事关美国国家安全。他们把中美贸易不平衡、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不单看成是经贸问题,而且把它们看成是中国对美国发动的“经济战争”。按照他们的说法,通过经济全球化、对美贸易,中国正在对美国发起一场“经济侵略”战争;如果对华贸易逆差继续延续下去,将造成美国更多的经济损失,并最终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他们制定的经济战略就是,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对中国等主要交易伙伴征收高关税,扭转过去20年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的国际分工格局,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增加美国人就业与财政税收,进而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教育与科研体系。

  我们要对中美经济“脱钩”的冲击与影响做好充分的准备。但目前来说,中方要尽量将冲突限制于贸易领域,用贸易关税措施应对美国的贸易关税措施。但是,冲突扩大到其他领域不是没有可能的,美国正在采取贸易加投资限制措施的模式,逼迫中方采取同样的贸易与投资措施进行反制。目前贸易冲突也可能会升级到贸易、投资、金融领域,最后上升到包括地缘政治在内的全面冲突。

  对此,我们必须有预案,要有充分的准备。

  有鉴于此,我建议,中方应力争将冲突限制于贸易领域不扩大,不主动挑衅与主动升级,采取温和的示弱的行动,不要给对方以采取更多更强硬措施的口实。

在这个方面,WTO规则可以作为中国反应的基本规则,美国理性的精英人士仍然在乎美国行为的“合法性”,有些人自认理亏;将中美经贸冲突尽量引导到WTO框架去解决;同时,利用特朗普本人有交易一面的特点,仍然推动达成协议;与其他WTO成员合作,推动WTO的更新,为此展开谈判。目前,最重要的是,中方大力推动中国已经参与但尚未结束的RCEP、中日韩FTA等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甚至可以发起中日FTA的双边谈判。

 

  第五,做好自己的事,扩大改革开放,化解经济风险,促进高品质的发展。

坚持和平发展,两个100年奋斗目标以及实现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将美压力变成扩大改革开放、通过开放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正如中国加入WTO成功经验表明的,更大的开放带来更大的发展。促进中国向以内需市场为主的经济体的转变,内需市场发达后将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要进一步推动中国制造技术的升级换代,实现高品质的经济发展。应当制订一个10年或15年的国家计划,进一步促进全国市场的整合,降低交易成本,让做外贸的企业真正有动力做内贸。    

 

    我国要加快改革,在防范金融风险、经济风险的基础之上,要果断地扩大开放,将中国打造成为对国际投资、国际人才最有吸引力的“高地”,使中国成为国际资本、国际人才向往的地方。这就需要中国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要进一步开放经济,促进市场自由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将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变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力,是应对美国贸易战的最好办法。 

 

  第六,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有理由对双边关系发展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过去5年来,中美两国的国内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朝一个相似的方向进行,即回应20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两国都在发生一场“革命”,包括权力结构的革命与政治经济的革命。美国的权力中心已从波士顿经过纽约到华盛顿再到硅谷的旧权力中心向中西部地区的铁锈地带与农业地带转移,特朗普的当选最终促成了这一转移,这种转移持续下去有可能彻底改变美国两党政治的传统。现在民主党同特朗普“死磕”的原因就在于担心丧失自己的选民基础,没有了选民基础,民主党就没有存在的土壤了。反观中国,通过反腐运动、调整经济结构与强化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一系列举措,中国国内权力结构与政治经济结构同样发生了重大变化,相比美国,中国国内变化更加平稳,但未来同样存在不确定性。总之,中美两国国内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扭转了中美关系过去20年来的发展方向,包括两国共同推动经济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拥抱全球化,当然这一调整也正在形成全球变化的一个趋势。

  我们要防范美国极端保守派、安全战略“鹰派”对中国的更大图谋,即以贸易战为开端,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势头,推动一轮“新冷战”的到来。

  截至目前,我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方向虽然有很多担心,但是也有不少理由可以谨慎乐观。实际上,中美之间存在非常多的共同利益,这使得中美关系在未来仍将是一个既合作又竞争的高度复杂的关系。中美共同利益很多,谁也离不开谁。

  一是中美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虽然在动摇中,但它作为中美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在短期内不会消失,因为中美双方经济利益依然广泛深厚。二是美国要解决其在国际上关注的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合作。同样,中国要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没有美国的谅解与支持也难以办到。三是中美人文交流、家庭联系紧密,官方民间对话机制众多,这些关系网络都有助于避免双方“迎头相撞”的最坏结局。最后,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与综合国力等方面的差距在缩小,中美发生严重对抗肯定是两败俱伤,美国在与中国冲突中所受到的自我伤害将比十年前、二十年前大得多,美国保守派也必须 对与中国严重为敌的后果进行三思。

历史经验表明, 美国国内政治不是铁板一块,不是非黑即白,各阶层在中国问题上具有非常复杂的态度,不同的力量同时在起作用。如果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其国内主张稳定中美关系、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的力量也会上升。美国对华政策取决于美国国内不同力量之间的对比,中国的政策与行为同样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抱有完全悲观的态度。

 

作者介绍:

勇,法学博士(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外交部党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理事;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贸易与投资全球议程委员会委员; G20系列会智库峰会Think2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学院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研究中心(CIGI)高级研究员,阿联酋趋势研究中心(TRENDS)高级研究员。其研究兴趣包括中美经贸关系、中国与全球经济关系、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曾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南加州大学访问学者,加拿大英属不列颠大学(UBC)访问讲席教授。 他还担任英文杂志《全球亚洲》(Global Asia)、《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当代政治》(Contemporary Politics)等杂志编委。

王勇教授出版著作11部,包括《中国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对话》(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China: The Global Conversation, Routledge, 2015)、《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2008年)、《中美经贸关系》( 2007年)、《知识经济:案例与运作》(1998年)、《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中美经贸关系》(1998)等。专著《中美经贸关系》2008年获北京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2008年王勇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此外,他还发表中、英、日、西班牙、韩文学术论文及论文集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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