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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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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刚:在国际秩序漂流期作一名合格的“国际人”




 

 

“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这恐怕是更需要引起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这其中最重要的现象级变化是,中国强大起来了,似乎可以同曾经引领世界潮流的西方平起平坐了,甚至要引领全球治理了,但是这种过去几年相当强势的外在表现已经引起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还有中国周边一些国家警觉,他们开始调整政策,把中国当作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来对付,这就使得很多过去三四十年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从双边关系到国际制度范式,都在发生分水岭式的变化,国际关系的主题似乎回归大国竞争。”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安刚于2018年7月26日在外交学院“国际安全与战略创新人才孵化营”结业式上的演讲,独家授权本公号发布。

 

 

 

很高兴前来与同学们交流。

 

我上大学时的中国和世界与你们上大学时的中国和世界都大不相同了,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技术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沟通交流的方式,我们那时是“跑腿动嘴巴”,现在是“低头动手指”。不过这种变化到底是提高了交流的效率,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使我们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做更多的事,还是疏远了亲情和友谊,使我们不得不在信息与指令的汪洋大海中疲于应付,花更多时间做更少有意义的事,我无法给出完全乐观的答案。

 

人工智能(AI)这个“新风口”的出现和发展究竟会把人类引向更光明的未来还是带入更糟糕的道德与行为困境,我总是心态矛盾。前一阵的清华世界和平论坛专门举办了关于AI的研讨会,有一句听起来相当随意的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于AI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不必过于忧虑,因为人类的弱点太过明显,在AI控制我们之前,我们自己就已经把自己糟蹋完了。

 

二是,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这恐怕是更需要引起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这其中最重要的现象级变化是,中国强大起来了,似乎可以同曾经引领世界潮流的西方平起平坐了,甚至要引领全球治理了,但是这种过去几年相当强势的外在表现已经引起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还有中国周边一些国家警觉,他们开始调整政策,把中国当作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来对付,这就使得很多过去三四十年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从双边关系到国际制度范式,都在发生分水岭式的变化,国际关系的主题似乎回归大国竞争。这是否意味着“好日子的终结”,还是经过艰难互动将会磨合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不想过早下结论,因为这不是一种“战略预置”,而是“行动对行动”的过程,我们可能正在见证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一场秩序变革,至少是这场变革前的“漂流”。

 

当前国际政治一个超级现实是,无论是中国、美国、俄罗斯,还是其他什么国家,处理国内问题都是最优先的事项,国内变革牵动全球变革,国内安全决定国际安全。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外部现象,值得同学们细细品味、观察。

 

在我看来,对未来国际秩序的“解构”与“重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创设亚投行,加强金砖合作、促进中非合作,尽管我们自己一再澄清只是经济倡议,但就是被外界理解为“战略西向”,或者给现行国际秩序加中国式“外挂”,或者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外“另起炉灶”,而我们自己在国际上所做的解释也一时很难消除别人的这种误解,所激起的反应却是实实在在的。美国从一项又一项国际承诺中“退出”,究竟是为了什么到现在仍是众说纷纭,但是不是一种先“解构”再“重构”呢?发人深思。这种重构是不是以“去中国化”为目的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注意到最近非常流行“脱钩”(DECOUPLE)这个词,其中一个解读就是美国要在经贸、科技上和国际制度方面与中国“脱钩”,打造一个全面不包容中国的新秩序,或者凌驾于现秩序之上的“精英俱乐部”,因为美国朝野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过去几十年历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没有起到将中国融入全球体系后改变中国体制和行为方式的预期效果,所以必须调整。这种战略倾向会导致什么?“新冷战”是否已经发生?是我们必须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密切关注的现象,并且必将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

 

我们也要注意,美国在一方面扬言已经做好对所有中国商品加税的同时,其最重要的盟国之一日本没有闲着,继担起救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责任之后,刚刚与欧洲达成自贸协定,几乎是全部关税清零,那样的话,将来美国再一加入,再把即将重新谈成的北美自贸协定拖进来,将来或许再加上美国与印度之间的某种安排,甚至美国重返TPP,不就等于把WTO给架空了吗?未来的全球贸易体系还带不带中国玩儿了?事实上,特朗普昨天一则推特已经宣布,美欧即将就相互零关税开展谈判。

 

所以我们目睹了在这个急速变化的世界上有太多焦虑和躁动:在美国国内,是对美国失去国际秩序主导权和遭遇不公平竞争的恐惧不安;在中国国内,是改革向何处去的犹豫彷徨;在世界范围内,是对全球贸易体系和国际安全架构不确定性的张皇失措。

 

我所尊敬的庞中英教授对国际秩序变迁很有研究,他在给《华夏时报》写专栏,最近一篇文章认为当下正在发生“世界秩序的危机”,大意是是说当前的世界是一个更加需要秩序的世界,然而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在弱化,美国在破坏既有秩序的同时并没有清楚地展示其愿意提供一种替代性的世界秩序,我们必须在争取加强世界秩序,包括改革和重建已有全球机构的同时,为最坏情况也即“世界秩序的供应大短缺”甚至无序化未雨绸缪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经过建国近70年、改革开放近40年的积累,中国有很多优势可以通过更加积极进取的改革开放焕发出来,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大势也不是谁能轻易改变的。

 

在这次清华世界和平论坛上,我听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判断,它来自英国肯特大学的教授理查德·萨科瓦(Richard Sakwa)。他认为,“新冷战”是个有意义的概念,但也有一定误导性。在他看来,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除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人类还有没有别的其他选择?萨科瓦认为,第一种可能是陷入混乱,回到保护主义盛行的世界,或者去全球化。第二种可能是形成多秩序中心的世界,不同的秩序彼此对抗、冲撞。第三种可能是进入一个没有霸主的秩序,或者说回到一个简单化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中去。第四种可能是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国际秩序,“纳秩序于体系当中”,强调国际治理。现在看来未来更多的可能是形成垂直而非平行的多重秩序,没有一个主导性的霸权,各层次的秩序没有相互从属性,但彼此有竞争。同学们赞同哪一种预测呢?

 

“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英雄”。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国家太需要出一些真正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方面的人才了。所以我还是要恭喜同学们,你们能在人生精力最充沛、学习能力最强的阶段成为这场从技术、格局到制度的变革的亲历者,你们这一两代人的参与会影响甚至决定未来世界的走向,也许在你们当中会出现中国的基辛格,至少要出现几个中国的萨科瓦吧。

 

这就进入我今天与大家交流所要突出的主题:希望你们成为什么样的中国的“国际人”。

 

“国际人”是一个网络用语,通常指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有梦想、敢行动的年轻人,他们赶上了互联网浪潮,大部分是八九零后,不一定出身名门,但大多凭自己的努力在步入社会后为自己赢得一席之地。

 

我想,这只是对你们的基本要求,大家作为已经进入高等学府、正在寻求接受国际政治领域更高教育的学子,需要对自己有进一步的要求。

 

那么,怎样才算是新时代合格的“国际人”?

 

我建议大家首先仔细学习一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18日至19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和2018年6月22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两个讲话,要把这两个讲话同时拿出来比照着读。这两次会议、两个讲话,时隔五年,分别在两次党代会之后举行、发表,对于我们了解、掌握中央的外交思想脉络和对外交外事工作者要求的深化,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有些内容是重复强调、一以贯之的,有些内容是与时俱进、随势更新的,连贯起来读懂它们可以对我们国家在新时代的外交目标、外交形态、外交方略有更透彻的了解。

 

但凡官方高层讲话,往往充斥着排比句、修饰词,定语很多很长,翻成英文很不好读。这种文风的形成自然有其道理,但却包含着海量的信息,极有琢磨头。所以我不同意西方人对我们政策“不透明”的指责,也经常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建议他们要学会读中央文件,再不好读也要读,读不懂这些文件,怎么读懂中国呢?

 

其实这几年美国人是很注意读中共中央文件的,但他们可能读歪了,比如白邦瑞、班农之流就从十八大报告“两个百年”战略规划、十九大报告“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等表述中得出了中国有在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新霸权的企图并且要重新输出革命的结论。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放不下冷战思维,总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我们的对内、对外语境日益同步并交互产生影响的现实,提醒我们在斟酌对内话语时必须更加充分地考虑到它们的对外影响,因为这种对外影响最终也会反作用于我们内部政策的贯彻落实,这个矛盾是我们所有参与对外交流的人都需要致力于去解决的。

 

言归正传,同学们终归是要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的,而接触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要求是,要善于从官方发布的文件中读懂思想,体晤精神,发现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总书记五年前的讲话,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五年后的讲话,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特别是“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

 

总书记五年前的讲话,有句提纲携领的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最大的机遇就是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五年后的讲话,强调“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外工作具备很多国际有利条件。

 

总书记五年前的讲话,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新形势下的对外工作,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完善对外工作体制机制”。 五年后的讲话,强调“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两次讲话中还一次比一次更加强调外交改革和外交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从两次讲话关键句、关键辞的变化可以看出什么?我的感觉是:第一,中央对国际形势,或者中国改革发展外部环境的看法趋于严峻,自身保航向、稳发展的意愿更加明确,而这种保航向、稳发展,不是靠守成、被动应付、关起门搞建设得来,而是要靠把对外开放的大门开得更大、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主动争取来。

 

第二,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引领意识经过十八大以后五年的锻炼和与外部世界的不断互动,是进一步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种“中国要做世界中的中国”意识的形成,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果然,总书记所罗列的新时代对外各项任务第一条,就是“要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外交与内政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外交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大,对外交政治性的要求也就进一步提高了。

 

带着大家“学文件”之余,我还是要利用这点时间,就同学们的未来发展提出我自己的建议。我罗列的素质具有相当的主观成份,但却是基于我本人在从业生涯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中国自身和与世界关系变化的持续观察的肺腑之言。

 

首先当然是要争取使自己拥有广博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这是你们看明白世界变化的基础。但是也要学有所长,不能泛泛而学。

 

教育部正在全国推广国别和区域研究。我从与国际关系学人的交流中感觉,这项改革的初衷是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多培养深入掌握沿线国家语言文化和国情的专才。不管这项改革的政治动机如何,它毕竟反映出,在中国与世界互动更加紧密并且势必发挥更为重要的全球性大国作用的新时代,基于通识教育的专门人才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是多么的紧俏。

 

其次是懂中国。同学们将来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学领域学到的知识,终将贡献于这个国家对外关系的塑造。无论是你们将来作外交官也好,干智库也好,还是从事其他什么行业,不真实了解我们国家的社会形态和所处发展阶段,不懂得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应当以何为傲、以何为急、以为何耻,不知道我们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最基本需求是什么,就很难说将来能为正确的外交政策制定提出客观的、建设性的、实事求是的建议和意见。也很难说不会在自己将来的从业生涯中,在一些不可能让你有事先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说出一些犯忌讳的话来,我说的“犯忌讳”是指有违常识、令民众心生反感的话。

 

第三是懂一点美国和西方。美国仍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西方世界的实际领导者。这个状况今后相当长时期恐怕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我们一方面看到美国自身近些年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产业空心化、政治极化、贫富分化、中产阶段利益萎缩等,但美国也在进行自我调整,最近的典型例子是特朗普税改,这可不是率性而为,而是历史性的一笔,并且不那么难地得到了国会的批准,全面实施后客观上会在近中期内起到降低美国本土制造业成本、促进制造业和美元回流、拉抬美国经济表现的效果。至于美国在科技、军事领域的创新力,恐怕也仍然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我们一方面看到在最近的G7、北约峰会上,特朗普与美国的西方盟友吵得很凶,但透过表象看本质,他们还是进行了深层次的协调的,所达成的共识包括美国宣布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日本对中国部分钢铁产品开征反倾销税,日本、欧盟分别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实施“歧视性专利许可规定”。还有,G7峰会联合公报第19条宣称:“我们依然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感到忧虑,并重申强烈反对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和损害地区稳定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任何单边行动。我们敦促各方对争议岛礁采取非军事化努力。”据说达成这一共识并没有费多少口舌。

 

我讲这些是为了提醒同学们,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是一个长期过程。未来中国在世界格局转换期内面对的仍将是一个强大的美国,一个内部存在诸多问题和纷争但还不至于分崩离析的西方,我们每一个正在和即将参与外交构建的人都需要懂得戒骄戒浮戒躁的道理。美国和西方将长期是我们的主要对手,而在世界舞台上有资格与这样一个对手竞争,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存在和发展价值,中国理应为此感到自豪。中国要能把这种自豪转化为在更高水准上继续改革前行、成长为名副其实世界强国的动力,以及与世界先进力量共同引领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机遇。

 

第四是懂一些经济。就拿中美关系这一中国对外关系当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来说,其形态和性质正在发生两国建交40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交锋正在成为中美博弈的核心领域。中美贸易战很可能将是一个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过程,其影响也会逐渐向贸易之外的领域蔓延。历史上任何一场贸易战,贸易赤字一方所付出的代价都会小于出超一方,但一定不会有双赢结果。特朗普政府为什么不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绝非出于维护所谓贸易公平的单纯目的,恐怕是要打压中国赶超的潜力,在政治上着眼连任拉抬自己的民意支持,在战略上视中国的反应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把中国逼入墙角。

 

传统意义上的中美交往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对这样一个庞杂的变局,中国“无为而治”是不行的,只能有所正面应对,有所改革进取,有所避险管控,同时在区域和全球类层面上积极推进外交多元化的努力。不懂经济,恐怕不只是一个看得明白看不明白时局的问题,更是一个未来会不会在决策机理中被进一步边缘化的问题。

 

第五是讲事实,善沟通。201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题---“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我是非常赞赏的,其中第一条便是“后真相”(Post Truth)。如何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去伪存真,辨其精粗美恶,是“后真相”时代我们必须具备的硬功夫,而主动了解真相与被动接触真相又是两种不同层次、不同效果的能力。善沟通,除了积极地到国际上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之外,最好也能理解“同理心”(Empathy)这个词,大概是善于换位思考的意思吧。未来将是一个这样那样的“中心主义”泛滥的时代,兼具“他者”思维,肯从别国、别人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有一个全方位的视角,又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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