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盘古观察
盘古观察
雪珥:改革者注定孤独?即便“利国利君利民”,却往往因“不利官”而难以善终




《中青版-雪珥中国改革史》系列总自序


珍惜改革,珍惜改革者

 


 


文|雪珥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改革史、战略史学者

 

1

 

曾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坛老前辈,在聊天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的研究与写作,有影射吗?”

 

我几乎不假思索就回答:“当然有影射。没有影射,我就不写了。”

 

前辈一愣,他大约没有想到有人会痛快承认影射,毕竟大多数人对此是只做不说、甚至只做不认。

 

我解释说:“我觉得,历史研究的作用就是资治通鉴,要服务于当下的。我的研究向来是‘问题导向’,带着针对性做问题研究。我的‘影射’,在于确定问题的所在,并非结论先行,结论应该根据史料来判断。这样的‘影射’,才是资治通鉴。”

 

我再补充:“我的研究,尤其是传播,将受众确定为政商两界的精英,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些精英都是行过万里路、读过万卷书的,那种结论先行的‘影射’,绝无可能赢得他们的丝毫关注。我的所谓的‘影射’,无非就是确定贴近现实的研究课题。” 

 

前辈听了,若有所思。

 

2

 

研究改革史,对我来说,一度仅仅是个人爱好而已。

 

初衷其实很简单:走出校园后,我的生活轨迹完全是在政、商两界从事各种实务,见证、参与了如火如荼的改革实践,亲历了不少风雨雷电,亦因此养成了闲暇之余试图跳出事外琢磨改革逻辑的习惯。大约是长期从事实操的关系,我相当厌烦那种跳跃式的、缺乏行为逻辑链条的空头讲章,总是思考:既然历史如同涓涓长河,改朝换代的“抽刀”究竟能有多少“断水”功效?以“砸烂一个旧世界”为基本手段,真能如愿“建设一个新世界”吗?我总觉得,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除了那些政治挂帅的宏大叙述之外,应该存在着更多的“技术操盘”细节,记载了前人的思考、探索,对当下更具有“资治通鉴”的意义。

 

带着这样的初衷,从“技术操盘”入手,我开始了这个最初完全自娱的探究。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没想到自己的博客能有这么多“粉丝”;

没想到知名的老牌出版社会主动联络出书;

没想到多位“中堂大人”们能多方力荐; 

没想到商学院EMBA的企业家学员们能如此喜欢改革史课程……

 

我发现,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技术操盘”的人,并不在少数,尤其在政商两界精英中非常普遍。这些当家人、挑担者,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实践后,最深的体验就是办事之难绝非坐在象牙塔内冥想那么简便、那么轻佻。

 

中国改革进展至今,堪称已登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巅,既有的各种理论都显出了疲态,而静下心来在前人的改革探索中披沙沥金,或许是个更为可行的“笨”办法。这大约就是近年对晚清改革的研究突然成为显学的关键动力,我为自己无意间在其中扮演了推手角色颇感自豪。

 

这些年来,媒体给我安了不少头衔,基本集中在“历史”领域。而在我自己看来,我研究的就是公共管理,无非更多的是从历史维度来入手。这些年,无论是周游列国,还是在国内探亲访友,我打交道最多的,依然是政界、商界人士,听他们谈最为鲜活的当地政经情况。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接地气”,也是“接天线”。这种习惯,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人生阅历及既有朋友圈的惯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商两界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及主要受众群体。

 

精力有限,我给自己的研究定位了一个基本传播路径: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其中一个主要渠道,就是在一些顶尖商学院开设EMBA课程或EDP课程,讲授中国改革史或政商关系演变史。商学院学员无疑是中国社会的精英,至少是成功人士。商学院的课堂亦是竞争最为严酷的:不仅教授要给学员们打分,学员们也给教授打分,优胜劣汰,任何的忽悠都会被无情地碾碎,这给了教授者巨大的压力。学员们不仅事业有成,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大多数人读书之广、思考之深,亦已超过不少教授。

 

在这样的课堂上,靠发牢骚、靠做作的批判根本难以立足,解决问题,至少直面问题、解答问题,是必须具备的能力。我曾经应邀在某商学院为一位著名法学家的跨班级讲座充当点评嘉宾。这是我十分钦佩和敬仰的一位大家,我也基本认可他对中国现实的诸多批判,但我在点评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与“看到问题”相比,更难的是“解决问题”;与充当批判者、旁观者相比,更难的是做实践者、挑担者;与扮演“思想家”“哲学家”相比,更难的是扮演“工程师”;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最好是少些云里雾里的“坐而论道”,多一些脚踏实地的“起而行之”。值得欣慰的是,这位大家及听课的大多数学员们,都认同我的意见。

 

这些年我最为自豪的是,在诸多商学院里,我多是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3

 

从“技术操盘”入手研究中国改革史,“问题导向”是必需的。

 

对我最有影响力的“问题导向”,首先是:中国近代国运之衰,真是因为“闭关锁国”吗?

 

“闭关锁国”,俨然是国人对近代史的基本认知前提,并由此衍生出国人对近代史的“两蛋”批评:不是“笨蛋”(愚昧),就是“坏蛋”(反动)。国史上主动的“闭关锁国”,主要在于明清两朝。明朝的海禁,始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下达“片板不得入海”的政策,到隆庆元年(1567)“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实行“隆庆开关”,实施了近200年。清初的海禁,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终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立闽粤江浙4个海关,为期29年。两者合计约230年,此后直到1949年,再无主动的闭关海禁政策。

 

无论明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那一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参与者。清朝中叶,对华贸易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90%以上利润的来源;在沙俄全国对外贸易中,对华贸易占比达到了7.3%~8.3%,关税占比高达20.4%~38.5%;争夺毛皮这一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市场,也成为列强在北美殖民地进行博弈的主要经济动力……外贸为清帝国带来了巨额白银,根据美国汉学家、大清国海关高级干部马士(H.B.Morse)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估算,从1700-1830年的130年内,仅广州一个口岸流入白银总数在9千万到1亿镑,折合3.6~4亿银元。中国因素成为影响国际经济并进而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砝码,清帝国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全球商业运行的齿轮之中。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既不闭关也不锁国,如此一来,那么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技术”问题就是:造成中国近代悲剧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对我影响较大的第二个“问题导向”是:中国近代的第一轮经济改革,真是毁于“官督商办”吗?

 

在这轮被普遍称为“洋务运动”的改革中,“官督商办”是主要的形式,受到当代很多学者的猛批。但是,我们却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官督商办”在当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起步时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资本稀缺和平台稀缺。资本稀缺,表现为资本少而散,投资工商业意愿低。平台稀缺,表现为投融资平台和信用交易平台的稀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政府才能弥补这两个缺失。权力首先起到了信贷的功能,财政直接投资、或者间接提供担保;其次搭建了投融资平台和信用交易平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信用和社会信任不足的问题。细细分析投资数据可以发现,无论轮船招商局,还是上海电报局、漠河金矿、开平煤矿等,第一轮改革开放的大多数企业,都是靠财政的投入才得以诞生、得以维持。针对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实行“官督”无疑是监管的基本需求。

 

资本之外,当时的政府亦给企业提供“专利”,即一定时空内的市场垄断“专享利益”,以扶持企业发展;同时亦为企业家提供体制内的政治身份,即官职,以利于其在官本位的社会里与官场、民间打交道之用。

 

总之,“官督商办”是当时条件下的混合所有制实践。在其初期,权力对资本的扶持作用相当显著,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权力的扶持,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法起步的。但是,权力与资本的这种关系,也带来了相当多的弊端,这种混合所有制形式,先天就带着强烈的病毒性。比如,权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之后,令资本市场的发育受到极大的影响,而资本市场本来是可以作为投资者用脚投票的主要杠杆的。官督商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也能上市,但几乎所有股票都是记名制的,转让成本十分高昂。同时,权力的过度介入,令这些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化倾向和内幕交易现象,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极低,暗箱操作居多。如此依赖,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难以建立。

 

第二,在忽略“官督商办”的实际价值之外,我们更忽略了:与中国同时起步的日本改革,实行的也是“官督商办”,并持续半个多世纪,政府主导作用也很强,为什么从结果来看他们比我们做得好?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是是否规范、以及如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日本比我们更早地通过法治建设,更早明确了权力与资本的边界,而我们在晚清的整个第一轮改革甚至直到当下,都是模糊的。在模糊状态下,企业固然享受了没有边界的扶持,但也承担了没有边界的干扰,“大爱”无边的时候,“大害”也是无边的。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家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政府也同样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而归根到底,在缺乏规则、边界的丛林状况下,无论企业和政府、资本与权力,到最后都是受害者,没有受益者。

 

晚清这一轮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萝卜快了不洗泥,在应该建立规则、可以建立规则的时候、地方,没有建立规则,在可以把水澄清的时候没有去澄清,最终,潜规则取代了显规则,浑水取代了清水,时间一长,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习惯了潜规则,习惯了在浑水中游泳,乃至后世对此更形成路径依赖,导致中国的政商关系长期地陷在潜规则的浑水泥沼中无法自拔。

 

4

 

中国当下的这一轮现代化进程,我认为至少可以溯源到一个半世纪之前。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中国、尤其是中国所存在的问题的特殊性,而容易忽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或许具有超越国界的共同性。

 

我认为,造成这种错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近现代史研究,不仅长期忽略对各种经济数据的搜集与分析,更忽略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中外交流互动的各种细节分析。

 

其实,中国在改革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腐败到环境污染,在其他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中,尤其美国,都出现过,一个不拉。这些发达国家花费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通过不断的制度改进对其进行修补裱糊,这正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对耐心与韧性有更高要求的活儿。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推倒重来、砸烂重来,不仅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且容易将问题暂时掩藏起来、延宕下去,最终往往憋出更大的脓包。

 

当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已经普遍接受企业管理是一门技术,却并未接受国家治理也是如此。当国家治理需要改进、完善的时候,我们往往不爱研究技术细节,而习惯去怪罪或期许一个虚幻的“主义”。很多年前,胡适先生说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过很多争议,但是,我们应当承认:任何“主义”的推行都必须根基于诸多“问题”的解决,或者说,“主义”确定之后,“问题”就成为实践“主义”、实现“主义”的关键。

 

改革者的艰难,就在于他在努力解决“问题”的时候,却往往要遭遇别人手持“主义”棍棒的质疑乃至打击,并且,这种质疑与打击同时来自左右两个方向。古今中外的改革者,往往是“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孤独者,不是他们天性孤僻,而是改革必然会触及诸多利益群体。手段强硬的改革者,尽管其改革成效“利国利君利民”,却往往因“不利官”而难以善终,被视为“独夫官贼”。自商鞅以降,改革者的悲歌史不绝书。

 

当然,改革者中也不乏身段柔软者。其或在推动改革的时候,和光同尘、与时俱进,拥抱“海心”、拒绝“地命”,跻身先富起来的人的行列,比如范蠡、比如盛宣怀;其或毕生谨小慎微,忧谗畏讥,比如诸葛孔明、比如恭亲王。无论改革者的下场是哪一类,他们的孤独必定是相同的。

 

5


对于改革史的研究与写作,我自己当然有一个较宏观、也较宏大的“顶层设计”。不过,在自己的精力、能力都尚不足以支撑修房建屋之前,我必须、也只能在“技术操作”层面上选择每天烧制一块砖、一片瓦,用最为老实、最为笨拙的方式进行积累。因此,迄今我的改革史系列著作,大多都是先在报纸上以专栏形式连载,而后结集修订出版。这些书,依然是砖瓦材料而已,错漏之处不少,留待今后更有精力、能力的时候,再重新搭建,看看此生是否有望盖起理想中的那间房。

 

自第一本书出版至今,倏忽十年了。多本书的初版版权早已到期,未再加印,二手市场上居然能“炒”到数百元一本,这在当今图书市场大约也算异数。我自己认为,其中原因一是在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的定位所致;二是因为聚焦近现代改革史的“有效供给”依然严重短缺

 

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给我一个机会,将拙著集中作为一个系列修订再版;感谢皮钧社长在百忙之中拨冗亲撰导言;感谢责编、设计师以及发行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感谢许多许多朋友们为此付出的一切。

 

1987年,我跨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大门时,刚满17岁。那时绝对没想到,毕生将与中国的政治难分难舍。本书即将付梓时,恰逢我入都30周年纪念,填了一首七律感怀:

 

少年簪花把吴钩,

意气风高百尺楼。

无路请缨等长风,

有怀投笔觅封侯。

紫竹院外难策马,

昆玉河畔不栖鸥。

江山应在今朝醉,

诗酒且留后人愁。

 

(草于悉尼-北京-华盛顿历次旅途,改定于2017年7月23日,悉尼北石斋

 

来源于“雪珥观天”微信公众号。


盘古动态

- 盘古新闻

- 大事记

盘古观点

- 盘古专栏

- 媒体采访

盘古研究

- 研究报告

- 出版物

关于盘古

- 盘古简介

- 学术委员会

联系我们

- 联系我们

- 招贤纳才

关注我们

公众帐号

智库简介 招贤纳才 联系我们 官方app下载

技术支持:才高八斗@2013-2015 盘古智库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4001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