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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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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关系的前世今生——驻印度使馆刘劲松公使在尼赫鲁大学中文系研讨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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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现场

中印关系的前世今生

         ——驻印度使馆刘劲松公使在尼赫鲁大学

中文系研讨会上的演讲

         2017414日)


 

很高兴再来尼赫鲁大学,与大家共叙中印关系。


前些天我去了比哈尔邦的王舍城,参访了位于王舍城的古代那烂陀大学遗址和玄奘纪念堂。玄奘是印中两国共同的名人,他曾在印度学者和参访长达17年,其中相当长时间是在那烂陀大学。在狭小朴素的禅室里,他修炼成名垂千古的大师。


玄奘西行的故事很多,就在印度境内,他经历了许多劫难:盗匪、沉船、雪崩、疠疫、酷暑。他还面临许多的诱惑,戒日王和很多国王都用最优厚的待遇慰留他,那烂陀大学也想留他当主持。很多人劝道:人生苦短,何不及时行乐?印度佛法昌盛,回国祸福未卜,何必再回家乡?


玄奘回答说,他千辛万苦来到印度,只为一个信念,那就是在印度学透佛法,然后回到中国传播佛法,为此可以粉身碎骨但矢志不渝。他回国后,多次婉拒唐朝皇帝的邀请,不做高官,潜心翻译佛经。10多年里译了1300多卷佛经,平均每天数千乃至万字,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他还写了本书《大唐西域记》,详细记述当时印度次大陆几十个王国的风土人情和宗教环境,精确得令人难以置信。今天印度历史的重建,玄奘和他的书做出了很大贡献。


今天从事中印交流及中印关系研究的人士,都在从玄奘那里汲取精神的营养,事实上都在以玄奘为师。只要想到玄奘,我们就会对中印关系保持信心,乃至于有着某种坚定信仰。


这种信仰对大多数当代中印人士来讲,并非宗教式的,而是基于中印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史,基于无数先贤的舍身投入,基于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感。


这种信仰源于两国人民间朴素而热忱的情感,源于泰戈尔先生所说“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感觉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这种信仰还依赖对历史的学习与借鉴,因为近七十年来的中印关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磨擦、挫折、曲折和困难,在两大邻国之间似乎很难避免,但这些问题如同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河里的一束浪花,改变不了江水的奔涌向前。


中印两国高层领导会晤时,经常重申这样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中印两国有着数千公里的未定边界和10多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但在过去三十多年里边境地带保持安宁,没有交过一次火,这无疑是一大奇迹,是两国政治智慧与外交努力的结晶。


这一成果基于双方多次重申的共同承诺,那就是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严格尊重和遵守实际控制线,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请注意,2005年中印两国政府签署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规定双方应本着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对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做出富有意义的和双方均能接受的调整,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是最终的,包括中印边界各段。


与之相关,中印两国任命了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他们已经进行了19轮会晤。目前中印双方的特别代表分别是杨洁篪国务委员和多瓦尔国家安全顾问,他们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为处理和解决边界问题做了大量工作。


20155月莫迪总理访华时,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双方愿以积极态度解决突出分歧,包括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上述分歧不应阻碍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双方致力于落实现有协议,并继续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是双边关系发展和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两国在此问题上有郑重的政治和法律承诺,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历史经验教训也非常深刻。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应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利用边界问题给我们双边关系打进楔子;不应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破坏边界谈判和两国关系的基础。


 有这样一个人,前些天他也去了王舍城的新那烂陀大学,理由是他自称也敬仰玄奘,1956年时曾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将玄奘舍利送予印度,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当时的身份是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今天旧地重游,身份是难民。”我当时的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副委员长,今天旧地重游,我的身份是难民。


为什么出现这样大的身份反差,他没有讲。那我代替他回答吧:那是因为1959年西藏发生了农奴主策动的叛乱,他们企图将西藏分裂出中国,企图永久地维持农奴制度。


这个人可不是因为朝佛学法来印度的!而是因为武装叛乱失败才不得不流亡印度,他的队伍里有外国情报人员,他在越境后即受到阿萨姆步枪队的保护。


1959年前后的这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政治身份,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面貌和表态,哪怕是对同一件事情。


这个人后来成为“流亡政府”的首领,而这个政府及其要员接受外国政府的资助和军训,将叛乱分子空投到中国西藏搞恐怖暴力活动。这个人,检阅和鼓励过这些所谓的“游击队员”,这些“游击队员”后来成了“冷战孤儿”,被无情地抛弃了。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美国人的书和这个人的弟弟的书里承认的。


这个人说自己是宗教人物,也有人信,可奇怪的是,这个人不安心在寺庙里潜心修行,却将会见印度和他国政要做为主业,不时发表政治性讲话,包括“可以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对话”。


他鼓吹“和平”和“非暴力”,却对煽动和鼓励在中国藏区发生的恐怖暴力活动,策动和赞扬严重违背佛教教义的“自焚”。他从未承认印度政府的立场,即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从来没有放弃对“流亡政府”的管控,他蔑视并不断挑战印度政府“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的立场,他和他的组织还在不断接受外国机构的政治性捐助。


这样一个人,你能说他仅仅是宗教人物吗?你能说他去敏感的中印争议地区是出于宗教目的?鬼不都信,他自己都不信!


玄奘大师潜心向佛,一生致力于中印友好。可有的人,不过借玄奘大师之名行自己的政治私欲,这是对玄奘大师精神的亵渎和背叛,也成中印关系的一根毒刺。


我们必须警惕和遏制这样蓄意的破坏,因为中印两国今天的友好关系来之不易,两国必须在追求各自发展目标和维护安全利益的进程中相互支持,同时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利益和愿望。


中国一向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印度合理的关切和利益。印度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重要的一极,中国乐见印度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更多建设性的作用。亚洲的天空和海洋很宽广,足以容下龙象共舞,也就是中印两国的共同复兴。


对于印度的某些关切,中国同样也有自己的关切。我们两国的安全环境、安全思维和安全体制不尽相同,对具体问题的感受和思考角度可能不同,对多边机制规则的理解可能不同,有时会有分歧和误解,这需要交流与磨合,需要时间和耐心。不应该用制造问题和打牌挂钩的方式去解决分歧,这么做只会让分歧更难解决。


我们两国都认为,分歧只是两国总体关系的一部分,不应突出分歧,不能因为分歧而遮蔽合作特别是战略性合作。中印关系是一片森林,我们不能只盯着几棵有问题的树木。


当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莫迪总理在瑞西纳对话会上讲话时,他们对全球化的观点惊人地相似。我们都认为,全球化不会停止,各国只能适应全球化,缩进笼子和筑起高墙不是出路。


莫迪总理讲发展是穷人获得权利的唯一方式,这与中国的“发展是硬道理”异曲同工。中印正在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不仅仅在发展道路上相互借鉴和支持,也包括就国际发展议程共同为发展中国家鼓与呼。我们两国都主张国际社会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降低对发展问题的关注和投入,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对发展援助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


中印都在推进结构性改革,是G20国家中增长与改革的标兵。税制改革和简政放权是两国都在推进的大工程,数字经济、智慧城市和创业创新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在两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也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互补合作的潜力同样巨大。


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是中印共同利益所在。无论TPP是否存在,无论英国是否退欧,亚太国家都需要进一步开放和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都需要通过进一步开放倒逼国内改革以提升经济竞争力。


今年中印领导人将共同出席一系列国际多边活动:上合组织阿斯塔那峰会、G20汉堡峰会、金砖厦门峰会、马尼拉东亚峰会。如何让新兴市场在国际舞台拥有更多发言权和代表性,如何稳定金融市场和包括叙利亚、阿富汗、朝鲜半岛等特定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印需要密集磋商和精诚合作。


2015年两国联合声明中有这样一句话,两国领导人同意,作为地区和世界大国,中印同时复兴为实现亚洲世纪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印关系将在21世纪的亚洲乃至全球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中国的外交布局中,印度是极少数同时具备周边、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多边伙伴四重属性的国家。中国是如此重视印度,视印度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习近平主席破例在他的家乡西安热情接待莫迪总理,中方排除困难和争论,向印度香客开放了乃堆拉山口朝圣路线,中印2个月前举行了首轮战略对话。


中印经贸联系正日益密切,每年商品贸易额达到700亿美元,过去20年年均增长率在两位数以上。中国在印企业超过500家,累计直接投资额接近50亿美元。美国福布斯杂志统计,中国互联网企业对印度创业公司的累计投资达到23亿美元,阿里巴巴和PayTM的合作是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的样榜。中国品牌但在印度生产的智能手机在印度深受欢迎,仅OPPO公司在诺伊达的工厂就为印度提供了1300多个就业岗位。


中国希望与印度一道推进双边关系,开动脑筋聚焦合作。罗照辉大使提出,中印可以商签睦邻友好条约与自由贸易协定,争取边界问题的早期收获,探讨“一带一路”与印度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这些都是值得两国学界思考的大课题。


中方乐见印度改善发展与所有邻国的关系。印度是中国的朋友,印度的邻国同样也是中国的朋友,当两个朋友之间闹别扭的时候,中国只会感到为难,只能努力劝和促谈,力避矛盾升级。


中国无意介入印度与其他邻国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都旨在促进经济合作和互联互通,不涉及也不影响主权争议问题,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也没有改变。我希望印度朋友认真研究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议》,这个协议的名称和内容充分照顾了印方的关切。


例如该协定第六条规定:双方同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议获得解决以后,有关的主权当局将就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的边界,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新进行谈判,以签订一个正式的边界条约来代替本协定,该主权当局如系巴基斯坦,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将签订的正式边界条约中,应该保持本协定和上述议定书中的规定。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数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将与会。中国邀请了印度。中国将印度作为“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重要合作伙伴,一开始就十分注重向印方通报和沟通,希望将“一带一路”与印度的“东向行动”实现对接。“一带一路”已经不是中国一家的倡议,而是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共同的多边行动,它不仅将复兴古代丝绸之路,还会让欧亚非大陆形成一个交通和贸易的网络,让有关国家更团结、更开放、更富裕。


我最后想谈一谈中印之间的交流问题。


最近有一件事,我们两国的媒体都处理得很好,促进了人民之间的了解与互信。一位叫王琪的中国老人在中印边境冲突后流落在印度中央邦的一个小山村,一待就是50多年,不久前,在两国领导人和主管当局的关心与协助下,近80岁的老人终于回到中国的家乡。媒体没有再聚焦那场冲突,而是为老人最终回到祖国而高兴,为老人难以割舍在中国和印度的两个家而唏嘘。一位普遍人悲欢离合的故事,触动了中印两国民众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让人们更加相信信仰的力量。


当然也有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印度的英文媒体和学者特别喜欢引用中国《环球时报》的文章和观点,并且视之为中国政府或有中国官方背景的观点。事实上,《环球时报》只是中国2000多家报纸中的一员,它反映的观点在中国国内也不一定都是主流观点。为什么印度媒体如此“偏爱”并“盯住”《环球时报》,我不得其解。


我还发现,中国媒体对印度火车出轨、重大暴力犯罪和农民自杀的消息报道不少,但对印度社会的多元性和普通人丰富多彩的生活着墨不多,对印度国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注度远不及美欧日,甚至比不上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这就造成不少中国人对印度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很多中国女性对来印度旅游疑虑重重。媒体应该与时俱进,应该更接地气。


中印各有13亿人口,但每年人员往来量只有100万,仅相当于中韩、中日人员往来量的十分之一左右。印度在中国只有几名记者,而日韩都有近百名。中美之间有上百对友好省市、上百个对话机制,而中印之间只有14对地方友好关系,只有20多个政府间对话合作机制,其中一些机制已经好几年没开会了。


 

1400年前玄奘来印度时,没有护照,不需要签证,而今交通发达了,人员跨境流动反倒因为签证而变得麻烦了。中国赞赏印度总理莫迪去年宣布中国民众和其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一样,可以申请电子签证。印度政府最近扩大电子签证的适用范围,也是一个好消息,希望今后中国人申请印度的会议和工作签证也会更便利。


印度朋友常讲印度对华贸易赤字,实际上双方还有一些赤字,印度在华记者的赤字、中国在印金融机构和留学生的赤字。中国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都有数万、数十万留学生,而在印度的中国留学生数量不足3000,在华印度留学生则有近3万。我总觉得,交流的赤字,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想办法去解决,否则,它会演变并加剧信任赤字。


所以,除了政治、外交、经济这些硬话题,我们需要重视软议题,努力地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包括鼓励更多的留学生和奖学金计划,更多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更多青年和文化交流项目,更多跨国婚恋。


在座的尼赫鲁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中,有一位去年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亚非青年联欢节”,这是他第一次乘飞机。他在北京突然有了那么多新朋友,生活是如此的兴奋和快乐,以至于很不情愿离开北京回尼大上课。他学会了一句中国成语“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尼大现在上课就是“身在德里,心在北京”。他终于见到了在网上结识多年的一位中国女孩,她这样对他说:“我们不会记住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但我们肯定会记住今天这样一个难忘的时刻。中印两国的年轻人碰到一起,总觉得似曾相识,那是因为两个国家有着前世今生的缘份”!


谢谢大家!


 

主编邮箱:xinshuping@pango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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