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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观察
盘古观察
昝涛:“七·一五政变”后,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正走向正常化




导读

 

土耳其共和国的地缘位置是特殊且重要的。它地跨欧亚,处于地中海、黑海、西亚、中亚-高加索等区域的多种复杂地缘结构中。首先,土耳其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比如,从伊斯坦布尔起飞3小时内能到达的地区非常广,由于土耳其历史上长期是西方的盟友,奉行对西方全面开放的政策,这种地缘特征遂让面积大约只有伊朗一半的土耳其具备了很强的经济辐射和吸收能力,并同时赋予了其在国际政治上的重要影响力。其次,土耳其所在的地区也是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是多种文明、文化和政治实体的交流、碰撞、冲突之地,也是现代社会必需之化石燃料能源的主要存储和出口之地。现代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俄罗斯紧邻,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土耳其很难独善其身。当下所谓“伊斯兰国”(ISIS)的挑战,三百万叙利亚、伊拉克难民的涌入,东南部库尔德问题的“区域化”、“国际化”,等等,都是这种复杂地缘结构的反映。

 

前总理阿赫麦特·达武特奥卢设计的“与邻国零问题”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被讥讽为变成了“零朋友”。土耳其周边环境的恶化也导致其国内安全事故频出。这不能不说是以埃尔多安为首的土耳其执政集团的外交实践出了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部分责任。但也要将这个结果置于土耳其复杂的地缘结构变动中来看,还有一些土耳其自身无法控制的历史性客观因素的存在,比如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的变化、伊斯兰国的崛起、美国的因素在中东的存在,这些都不是土耳其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国家所能独自面对和处理的。

 

20167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造成两百多人死亡,上千人受伤。政变被挫败之后,土耳其国内出现了支持政府的多次民主大集会;对政府所指认的政变的幕后力量——“葛兰恐怖组织”(FETÖ)进行清洗,被认为与此有关的大量军人、公务员、法官、警察、教师、知识分子或被逮捕或被开除公职,人数达七万多,还有大量的私立教育机构被关闭,涉及的学生人数更是巨大。政变后,土耳其加速与俄罗斯改善关系,而与美国的关系则被很多人认为出现了危机,说土耳其正在加紧“向东转”。总之,“七·一五政变”后土耳其的内政外交走向引发了多种猜测。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对当下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做一分析(历史和地缘乃是时间和空间的常量)。鉴于我们已经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对土耳其政变做了分析(详见昝涛:《大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军人政变》,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731日),现将侧重于分析“七·一五政变”后土耳其的对外关系。昨天我们谈了“七·一五政变”后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今天我们将重点关注土俄关系的发展。

 

*本文系“七·一五政变”后土耳其的对外关系分析系列之“土俄关系”篇。

 


我们的观点是:俄土关系只是走向正常化。

 

文|昝涛,盘古智库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

  陈功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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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俄交恶与埃尔多安“服软”

 

2015年11月24日,土耳其的F-16歼击机在土叙边境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24战斗机,自此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陷入危机。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称此举为恐怖分子帮凶的“背后袭击”。事件发生后,普京总统签署了保障国家安全和针对土耳其的特别经济措施。俄罗斯对土耳其展开了一系列经济制裁,如制止俄罗斯企业和机构雇佣土耳其公民,限制进口土耳其的商品等;俄罗斯外交部称不建议俄罗斯民众近期赴土旅游,俄罗斯旅游局则建议各旅行社停止出售土耳其旅游线路产品。俄土关系迅速下降到冰点。


在宣传上,俄罗斯指责土耳其支持“伊斯兰国”,说埃尔多安及其亲属参与了跟“伊斯兰国”有关的石油走私交易;埃尔多安也一直对俄罗斯和普京立场强硬,拒不就战机事件向俄罗斯道歉,坚持说俄罗斯战机侵犯了土耳其领空;还说如果俄罗斯能拿出证据来证明其指控,自己就辞职。可以说,战机事件使土俄之间关系恶化,其中也有执政者顾忌国内舆情的意气相争因素。


不过,埃尔多安还是主动服软,和莫斯科改善了关系。其背景主要还是土耳其在与西方的关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俄罗斯对土耳其的制裁也令土耳其承受着较大压力,另外,“伊斯兰国”、库尔德问题等与中东地区有关的局势也在发生变化。其实双方关系的调整在“七·一五政变”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今年5月,土耳其在更换总理之后,即着手重新与俄罗斯改善关系。这其中哈萨克斯坦还发挥了重要的调停作用。


“七·一五政变”后,俄土关系发展走上快车道,俄罗斯在政变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表达了对埃尔多安政权的支持,甚至有传言称俄罗斯向埃尔多安提供了情报援助。土耳其方面将击落俄战机一事归咎于葛兰势力,说其意图破坏土俄关系。8月9日,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圣彼得堡,与普京会晤,土耳其提出赔偿遇难飞行员的家属,埃尔多安在演讲中谴责了“葛兰恐怖组织及其背后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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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与俄罗斯互相需要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它也不是非要决意与西方抗衡,“向西看”对俄罗斯来说同样意义非凡,但更重要的或许还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傲慢以及俄罗斯长期不被西方信任与接纳,这经常令俄罗斯“无所适从”。最近几年因为乌克兰问题,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非常紧张,加上油价持续下跌,俄罗斯人在国内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也备受挤压,这也促使了普京决心干预叙利亚危机、寻求新的突破口。土俄关系的恶化,对双方都不是好事。他们并不是不懂得“鹬蚌相争”的道理。所以,俄罗斯当然有通过恢复与土耳其正常关系来改善自身经济和外交处境的迫切需要。


俄罗斯可以约束土耳其的主要手段一是经贸,二是库尔德问题。

 

经贸上,俄罗斯对土耳其输出的大头主要是游客和能源。俄联邦旅游局统计显示,土耳其是俄罗斯游客首选目的地之一,2014年约320万俄罗斯人前往土耳其度假。在赴土耳其的外国游客中,俄罗斯游客总人数排第二,仅次于德国。俄罗斯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原油进口国,俄罗斯出口的天然气更是占到土耳其进口量的一半,虽然土耳其最近与伊朗以及海湾产油国的关系逐步升温,并且努力打开里海石油通道,但是短期内不会改变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不过,俄罗斯对土耳其的经济制裁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严重。土耳其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和美国。以2015年的土耳其出口额为例,对俄罗斯的出口排在十名以外,还不如西班牙、阿联酋,只有35.9亿美元,排在第一位的德国是134亿美元。从进口的角度说,以2014年的数据来看,俄罗斯是土耳其的第一大进口贸易国,有252亿美元。所以,如果俄土之间进行贸易封锁,受伤害最大的显然是俄罗斯,但土耳其若出现能源供应紧张也是其自身难以承受的。俄罗斯的能源输出因为乌克兰问题而受到巨大影响,它也更加重视土耳其的能源过道国的作用与地位。

 

我们已经多次说过,土耳其最头痛的是库尔德问题。据报道,俄罗斯有意让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建立高度自治(这与美国当前的想法有一致性),俄土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加大了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土耳其自然担心这会刺激其境内长期存在的库尔德问题。前几个月还有库尔德工人党运用俄罗斯所造的“萨姆18”地对空导弹打下土耳其直升机的新闻。库尔德问题的日益严重,是逼迫土耳其实现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看到,土耳其用葛兰跟美国谈,用邦交正常化跟俄罗斯谈,而美国与俄罗斯的态度是土耳其能够顺利推行其库尔德地区政策的重要保障。土耳其实际上是谁都不敢得罪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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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土在俄美之间找平衡

 

历史地看,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每当土耳其和西方的关系紧张时,土耳其就会以改善与俄罗斯(苏联)的关系作为平衡,这也是土耳其常用的战略平衡手段。比如,1920年代凯末尔带领土耳其挫败了协约国瓜分土耳其的阴谋,建立了共和国,他很快就与新生的苏联建立了良好关系,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经济援助,这被后来的人称为“列宁—凯末尔同盟”;即使是以亲美著称的门德列斯(Adnan Menderes),在1950年代末美土关系恶化之时,也转向苏联,与赫鲁晓夫同意领导人互访,只是因为门德列斯很快被推翻才没有成行。这次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更像是喜欢自比门德列斯的埃尔多安“故伎”重施。


历史经验提醒我们,土耳其“恐俄”的传统其实更加突出。奥斯曼土耳其和沙皇俄国之间爆发了多次俄土战争,土耳其失去了克里米亚、巴尔干和高加索的大片领土,人员损失惨重,土耳其历史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阵亡将士是在抵抗沙俄的过程中殉职的。土耳其人相信,俄国的终极目标是夺取君士坦丁堡,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这种心态一直让土耳其对俄心怀戒心。二战后,苏联要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军事基地,这成为土耳其加入北约的直接原因。 

 

总之,土俄关系的突然改善让许多人为之惊讶,普京和埃尔多安这两个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领导人的握手,也招来很多西方媒体“酸酸的”评论,甚至有人认为土耳其正在疏远西方,“向东转”,要与俄罗斯结盟。我们认为,短期来看土耳其和俄罗斯确实会增加互动,但是,双方很难建立起融洽的盟友关系,长期来看,俄土关系只是在实现正常化。历史的经验、恐俄症与地缘政治的现实都使土耳其不可能真正信任俄罗斯,俄罗斯只是土耳其向西方要价的筹码,而不是真正的朋友。此外,我们需要注意,之前曾提到的“2023百年愿景”是正发党的重要纲领,要想实现纲领所设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宏伟目标,土耳其迫切需要安定的地区环境、良好的贸易关系与充足的能源供应,长远来看,这都离不开俄罗斯、伊朗等周边大国的配合。


昝涛

 

盘古智库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曾作为中组部援藏干部担任西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近年来多次赴土耳其、巴西、美国等交流访学。主要研究方向是中东近现代史、突厥语国家的近现代历史。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涉及土耳其现代史、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大中亚地区的民族与宗教问题等方面。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国内外纵向、横向课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十多篇,出版中文专著一部:《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1),曾获北京大学第十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并有合著、合译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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