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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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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七·一五政变”后,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没有质变




 

土耳其共和国的地缘位置是特殊且重要的。它地跨欧亚,处于地中海、黑海、西亚、中亚-高加索等区域的多种复杂地缘结构中。首先,土耳其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比如,从伊斯坦布尔起飞3小时内能到达的地区非常广,由于土耳其历史上长期是西方的盟友,奉行对西方全面开放的政策,这种地缘特征遂让面积大约只有伊朗一半的土耳其具备了很强的经济辐射和吸收能力,并同时赋予了其在国际政治上的重要影响力。其次,土耳其所在的地区也是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是多种文明、文化和政治实体的交流、碰撞、冲突之地,也是现代社会必需之化石燃料能源的主要存储和出口之地。现代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俄罗斯紧邻,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土耳其很难独善其身。当下所谓“伊斯兰国”(ISIS)的挑战,三百万叙利亚、伊拉克难民的涌入,东南部库尔德问题的“区域化”“国际化”等,都是这种复杂地缘结构的反映。

 

前总理阿赫麦特·达武特奥卢设计的“与邻国零问题”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被讥讽为变成了“零朋友”。土耳其周边环境的恶化也导致其国内安全事故频出。这不能不说是以埃尔多安为首的土耳其执政集团的外交实践出了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部分责任。但也要将这个结果置于土耳其复杂的地缘结构变动中来看,还有一些土耳其自身无法控制的历史性客观因素的存在,比如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的变化、伊斯兰国的崛起、美国的因素在中东的存在,这些都不是土耳其一个中等规模的地区国家所能独自面对和处理的。

 

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造成两百多人死亡,上千人受伤。政变被挫败之后,土耳其国内出现了支持政府的多次民主大集会;对政府所指认的政变的幕后力量——“葛兰恐怖组织”(FETÖ)进行清洗,被认为与此有关的大量军人、公务员、法官、警察、教师、知识分子或被逮捕或被开除公职,人数达七万多,还有大量的私立教育机构被关闭,涉及的学生人数更是巨大。政变后,土耳其加速与俄罗斯改善关系,而与美国的关系则被很多人认为出现了危机,说土耳其正在加紧“向东转”。总之,“七·一五政变”后土耳其的内政外交走向引发了多种猜测。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角度对当下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做一分析(历史和地缘乃是时间和空间的常量)。鉴于我们已经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对土耳其政变做了分析(详见昝涛:大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军人政变),现将侧重于分析“七·一五政变”后土耳其的对外关系。


*本文系“七·一五政变”后土耳其的对外关系分析系列之“土美关系”篇。

 


|昝涛盘古智库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陈功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1. 当前土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土美关系中的重要问题是叙利亚的库尔德力量。在土耳其发生“七·一五政变”之前,中东地区以美国为首的打击“伊斯兰国”(ISIS)的军事行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美国倚重和支持叙利亚的库尔德民主党,作为对抗“伊斯兰国”的重要的地面武装力量。但是,库尔德民主党被土耳其官方认定为恐怖组织,是源于土耳其的、分裂国家的组织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叙利亚的下级组织。库尔德民主党在抗击所谓“伊斯兰国”的过程中逐步壮大,阿萨德政权也同他们合作,允许其在叙利亚北部建立自治政府。土耳其政府非常担心美国扶持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发展壮大,会进一步刺激本国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叙土边境之间武器走私的消息更让埃尔多安当局怀疑库尔德工人党是否有诚意继续2012年开始的和谈(即所谓的“伊姆拉勒和平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军队重新向库尔德工人党据点发起猛攻,同时指责美国支持恐怖主义势力。

“七·一五政变”后土美关系中的葛兰因素也不容忽视。土耳其当局指责在美国庇护下的宗教领袖菲图拉·葛兰(Fethullah Gülen)谋划了本次政变,并要求美国引渡葛兰。土耳其亲政府的媒体更是大肆宣扬美国涉嫌参与和谋划了“七·一五政变”。埃尔多安在不同场合演讲时,都会同时指责葛兰运动及其“背后的势力”。但美国在否认自己跟土耳其政变有任何关系的同时,又在引渡葛兰的问题上跟土耳其玩“太极推手”,不断要求土耳其提供实质性的证据。在当前情况下,美国学界已经有人提出美土关系“崩盘”的说法,说土耳其早已不是美国“靠谱儿”的盟友。

 

 

 

2. 当前土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历史地看,土耳其是美国的特殊盟友。它是北约(NATO)成员国,但也是北约里唯一的伊斯兰国家,唯一的中东国家,唯一的非西方国家。土耳其有北约第二大常备军力量,是北约里军力较强的国家。美土之间的盟友关系并不意味着双方就没有发生过争吵,即使是在冷战期间,作为重要的防堵苏联的“边疆国家”的土耳其,也曾多次因为利益不合而与美国发生争吵,可以说争吵是土美关系史上常见的。


历史上,美土之间也爆发过多次严重的分歧,但每次争吵之后土耳其和美国都能言归于好。比如,在如何应对1950年代中期爆发的土耳其经济危机,如何解决土耳其东部的毒品问题等方面,双方都有过严重的分歧,特别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由于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希腊,美土关系更是急剧恶化。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致密信给土耳其总理伊斯麦特·伊诺努,在信中约翰逊总统措辞强硬,伊诺努则公开了信件内容,当时土耳其的反美情绪高涨,堪比今天埃尔多安以操控民族主义的手法煽动起来的反美情绪。1973年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美土关系跌入冰点。我们从一些研究美土关系史的著作标题就可以看出美土关系的特点,哈里斯的著作起名为《麻烦的同盟》(Troubled Alliance: Turkish-American Proble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45-1971),塞维尔的论文题为《抱怨的盟友》(The Compliant Ally: Turkey and the West in the Middle East 1954-58)。

 

从历史上看,每次争吵之后土耳其和美国都能言归于好。上个世纪60-70年代土耳其反美情绪高涨,但在1980年的“九·一二政变” 之后,土耳其遵循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指导开始了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取得了经济腾飞,在海湾战争中土耳其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双方关系已全面恢复。

    3. 土美关系不会“崩盘”

 


 

土耳其承受不起与美国关系的持续恶化。究其原因,土耳其只是一个中等强国,世界上没有一个中等强国可以长期承受与美国的关系决裂,伊朗就是土耳其的前车之鉴,伊朗在核危机后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经历了经济衰退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整整一代人的前途被毁。如果埃尔多安的土耳其继续招惹美国,美国的“后手”可能会令土耳其更难受,比如进一步利用、支持和推动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力量,库尔德问题的恶化将是土耳其难以承受的。几年前,正义与发展党提出了土耳其的“2023百年愿景”,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土耳其需要良好的生存环境,就必须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土耳其近来的反美举动背后有埃尔多安利用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因素。1980年代开始,土耳其经济起飞,新兴中产阶级主张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复兴,在这种背景下,厄扎尔时代就开始探讨“新奥斯曼主义”;正发党政府的前总理达武特奥卢全面提出了“新奥斯曼主义”,这要求土耳其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改变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做派。虽然实力不足,但是正发党政府仍然高举“新奥斯曼主义”大旗,把埃尔多安塑造为民族复兴的领袖(这也是非西方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领导人常用的增强自身权威的手段)。本次政变后,土耳其高调要求引渡葛兰,就是在打民族主义牌,煽动反美情绪。但是,这种招数的效果有限,难以持续,民族主义只是社会转型期或特殊时期的一剂暂时的“鸡血”,显然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经济繁荣的稳定动力。历史经验证明,持续打民族主义牌的国家往往反伤自身。无论是对于引渡葛兰,还是民族主义的“双刃剑”特性,埃尔多安的“大军师”、乔治城大学(该校中东研究属世界顶级)毕业的政治学博士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ın)不会不懂得。

 

总的来说,美土关系不会“崩盘”,只会经历暂时的、表面上的冷淡和微调。今后,土耳其和美国之间还会有一些口角。土耳其吵得越凶,说明它还没有要到满意的结果罢了。埃尔多安集团摆出一副“你到底是要我还是要葛兰”的姿态,他们瞄着的可能还是库尔德问题。我们判断,土耳其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不会“崩盘”,双方舆论上的“火爆”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外交磋商,也不会实质性地影响美土关系的大局,长期来看,土耳其还会是美国的盟友。虽然土美关系还没有从里到外地明朗化,但是,那些宣扬土美关系将发生大逆转的说法,是危言耸听的。关于这个结论,我们后面将通过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来进一步申论。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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