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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观察
盘古观察
美国接连与“宿敌”言和,到底是几个意思?




文|赵明昊,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首发于澎湃新闻


毛主席说过,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以此类推,外交就是搞定国际政治的艺术。当地时间4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巴拿马城实现“历史性的会晤”,奥巴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本?罗兹就此表示,这次会晤“不仅仅是两个领导人坐到一起”,而是意味着美国正“从根本上改变”与古巴的交往方式。

 

就在奥巴马与劳尔握手言和之际,美国和伊朗也在本月初达成了关于伊核问题的框架性协议。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美国与古巴、伊朗这两个“宿敌”之间的关系都已实现“融冰”。这两个“宿敌”,一个是在美国的家门口,一个是在美国的战略枢轴地区,奥巴马不顾一切地与古巴、伊朗“交好”,恐怕不仅仅是出于营造政治遗产的需要。

 

正逢此时,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在4月10日发布了《修改美国对华大战略》的特别报告,报告的两位作者分别是美国资深外交官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和知名战略学者特利斯(Ashley J. Tellis)。报告认为,中国现在和将来都是美国最重要的竞争者,华盛顿需要一个新的对华大战略,以制衡中国实力的扩大而不是以继续协助中国崛起为核心。而一直以来,对外关系委员会是相对持重温和的美国智库,这两位作者也算不上什么典型的“鹰派”。


如果按照“阴谋论”的思路,把上述进展连起来看,可能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和古巴、伊朗缓和关系,是为了稳住后院,腾出手来,加快将战略资源从中东向亚太的转移,进而强化对中国的“遏制”。笔者一贯不赞同看上去很美、实则过分简单化的“阴谋论”,但却不得不认为,美国接连实现与“宿敌”的关系缓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这种与敌手言和的“大外交”在国际关系史上不乏先例,而它们往往出现在国际秩序大变革的时代。

 

对于奥巴马政府外交的“出其不意”,中国不能只是看热闹,需要几分“于惊雷处听无声”的战略警觉,需要沉下心来思考,如何以更加进取的姿态、更加灵活的身段施展自己的“大外交”,从而确保在全球地缘政治大变局中占据新的主动。


1“大时代”需要“大外交”


冷战史学者普遍认为,上世纪70年代美国尼克松总统执政时期,是一个秩序转型的“大时代”。1971年8月,美国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制”,主导二战后国际经济治理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瓦解。为了从越南战场“体面”撤军,应对当时日益咄咄逼人的苏联,在尼克松的直接指挥下,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绕开美国国务院等官僚机构,通过传奇式的秘密外交,叩开了中国的大门。此后,美国和中国逐渐结成“默默无言的同盟”,共同抗衡苏联威胁。

 

谁能想到长年以“反共斗士”自诩的尼克松,竟最终成了“红色中国”的老朋友。谁又能想到,基辛格会主动向中国领导人保证,将共同压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台湾的独立倾向。而外交常常就是如此,难有固定不变的敌和友,不过随势而为、利益置换而已。

 

如今,无论是难以平息的乌克兰危机,还是愈演愈烈的中东地区教派冲突,实际上都是国际秩序正发生深刻变化的表征,而其要义在于,权力对比的消长、敌友阵营的重构和互动规则的洗牌。换言之,实力、关系和规则是观察国际秩序走向的三个重要维度。在秩序转型的大时代,对于大国而言,如何认识、抑制乃至化解他国的“敌意”,与对手商量出一套相安无事的规则——哪怕只是“权宜之计”,乃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挑战。

 

如果说外交是交朋友的艺术,那么,“大外交”就是一种在各种巨大阻力之下与“宿敌”交朋友的艺术。2014年12月17日,奥巴马和劳尔?卡斯特罗分别发表公开讲话,宣布美古将就恢复外交关系进行谈判。劳尔称,虽然古美两国在民主、人权等方面仍存在巨大分歧,但“我们应该学会在分歧中以文明的方式实现共存的艺术”。


2“大外交”需要微操作


任何大国的外交政策中,都难免存在一些几乎“禁忌”的领域,即些许的调整都可能引发巨大的争议浪潮,领导人也可能会因此承受巨大的政治风险。对于当年的尼克松而言,中国是美国外交的“禁忌”领域;而对于奥巴马来说,伊朗、古巴则是绝对烫手的山芋。

 

2015年3月,针对奥巴马政府给伊朗“松绑”,47名国会共和党议员向伊朗最高领导人发出公开信,威胁称美伊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可能被轻易否决。此举被美国副总统拜登视为“超越底线”的挑衅行为。而对于美国和古巴的恢复外交关系谈判,很多重量级的国会议员也宣称要和奥巴马“死磕”,包括抵制美国驻古巴大使的任命,拒绝批准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建设费用的拨款等。

 

大外交的确需要领导人具有超出常人的战略视野,更需要一套谨慎、有效的操作技巧,尤其是构建和管理“秘密渠道”。2012年成功连任后,奥巴马政府利用梵蒂冈、加拿大等渠道,与古巴方面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秘密谈判。由于古巴超过60%的民众都是天主教徒,天主教教皇方济格在促进美古接触方面,发挥了非常独特的作用。出生于阿根廷的方济各是1000多年来首位来自拉美地区的教皇,他就任后多次表示,要致力于促成美古和解。而加拿大则是一直未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的少数美洲国家之一。

 

奥巴马政府实施对古外交的另一亮点在于,充分借助民间组织,深化对古巴内部政情的了解,测试美国国内民意的反应。总部设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迈阿密的“希望之根”,是一个创建于2002年的民间组织,其9000多名成员主要由古巴裔美国大学生和年轻专业人士组成。这些新生代的古巴裔美国人与其前辈不同,赞成改变僵化的对古巴政策,他们积极与古巴建立民间联系,包括向古巴青年提供智能手机、组织演唱会等。

 

作为美国总统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协调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们会定期向“希望之根”这类组织征询意见,以确保让白宫听到一些不同于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等官僚机构看法的“好主意”,加深美国最高决策层对古巴问题的认识,寻求一种“跳出框框的”(out of the box)思维。

 

毫无疑问,美国和古巴、伊朗关系缓和的前景仍然具有很多不确定性,甚至在未来几个月可能出现“翻盘”或“逆转”,毕竟,想要破坏这一趋势的各种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


对于中国来说,除了静观其变,也不妨有所作为。当然,这绝不是说要去破坏美国的布局,而是说要有所借鉴,在自己的布局上下功夫。如果想真正建立“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或许需要以更大胆、更具创新性的方式处理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的外交大难题,比如日本问题和南海争议等。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已在多个场合强调,“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我们有理由期待,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外交,也能够把中国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中国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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