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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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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涛:大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军人政变




文|昝涛,盘古智库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限于篇幅,本文注释从略)本文首发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391期,2016年7月31日出版。


当地时间2016年7月15日晚,土耳其武装部队(TSK)“一小撮”军人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地发动军事政变。微信上慢慢传来各种消息和链接,向我求证和询问,好像我就在现场似的。次日零时二十四分,总统埃尔多安通过手机连线CNN土耳其语频道的新闻主播,在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我实时看了这个声明。埃尔多安称他仍控制权力,断言这是武装力量中的“一小撮人”所为,这“显然是平行结构策划的一次行动”。“对这个戕害我们国家之统一、团结与完整的举动,全国人民将做出一个很好的反应。我相信,我们必将挫败他们的占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历史上,政变者都不会取得成功。”


埃尔多安在讲话中号召土耳其人民“到广场上去”(meydanlara),阻止军人的行动,从画面来看,埃尔多安是通过苹果手机的facetime功能连线的。埃尔多安事后说,局势是在十二个小时内被控制住的,“我们的国民没有把广场留给政变者,这是个历史性的立场宣示”。这次政变造成了两百多人死亡,一千多人受伤,在事后的“大清洗”中有近六万人被捕或失去工作岗位,涉及军队、司法、安全、公共服务等部门,教育界也深陷其中。抓捕相关人员的理由是他们被怀疑与所谓的“居兰恐怖主义组织”(FETÖ)有关。7月20日,埃尔多安宣布国家进入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


历史学家古尔蒂(Jo Guldi)和阿米蒂(David Armitage)在《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中提出:“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本书推介者则认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矛盾,不应该仅仅听从政治学者和经济学家的意见,长时段大历史的经验需要引起决策者的足够重视。”这一呼吁提醒我们在理解和认识当下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时切莫忘记了历史视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以分解为两个维度:一是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二是当下的突发性问题往往是特定历史运动的结果。

土耳其“7·15”军人政变(土耳其人现将其统称为“政变企图”-darbe girişimi)发生后,借助于先进的传播方式,各种观点向我们纷纷袭来。但显然,当代史的研究面临着空前的巨量信息,仍不足以支撑建立起所谓的“真相”,这些信息或真或假,充满了矛盾之处,把人困住,使人窒息,制造出各种满天飞的阴谋论,根本没有办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面对海量信息的轰炸,反倒有必要与现实拉开一点儿距离,从较为长程的历史视野看待这场政变。历史这面镜子或许对我们认识与理解一些现实问题有所助益,也符合《历史学宣言》的主旨。


从禁卫军到现代军队


在历史上,军-政、文-武关系是一个恒久的话题。“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并非现代人的发明。宋人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兵权对政权的作用。军旅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问丞相赵普:为什么自唐末以来经常出现兵连祸结、争战不休的局面,如何能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赵普回答:“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可见赵匡胤在建政之初就意识到兵权对自己江山稳固的重要性,就算仅从他在陈桥黄袍加身的经历来看,也必能理解兵权的意义。后来就发生了我们熟悉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现在让我们把视野从中原王朝扩大到内陆欧亚。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承继自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而奥斯曼人具有明显的内陆欧亚传统,这就跟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等草原游牧民族联系起来了。奥斯曼帝国——包括其他不同游牧民族建立的古代王朝,都是靠军事征服创建的国家。按草原民族的权力规则,统治者是强大的军事领导人,拥有绝对权威,同时,他又高度依赖各部落领导人的忠诚。北大历史学系阎步克教授曾就中国历史上北朝政治传统说:“北魏皇帝经常率兵亲征,并在战胜之余对掠夺物予以普遍班赐,人人有份儿。这显然是游牧族的传统:部众只崇拜勇猛的主子,而掠夺物被认为具有‘共有’的性质。”阎教授还曾提到,在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传统对皇权的强化起到了相当作用:“异族皇权的强化,与北族部落组织、部落精神直接有关。骑马部落的酋长和部众间,存在着一种‘主奴’关系,从而与华夏政权中皇帝与士人的关系,颇为不同。”阎教授指出,这种“主奴”关系“是一种无条件的依附和无条件的忠诚”,它有利于强化皇帝制度的专制性质。由这种与华夏不同的“主奴”关系,我联想到一种内陆欧亚传统,也就是这种“主奴”关系的演进。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著名欧亚学家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在其名著《丝绸之路上的帝国》(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中曾综述了他和其他学者关于源自内陆欧亚的“扈从”(comitatus)传统的研究。他认为,“扈从”传统来自内陆欧亚,至少可以追溯到讲印欧语的人,然后又被阿尔泰诸民族所继承和传播,并对周边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大概是一种草原传统。他根据内陆欧亚的不同神话传说,分析后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共性:一个民族集团的崛起,往往是一个被遗弃的具有某种神性的男孩儿长大后完成的。他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主要是得益于一批作为死士的扈从的无限忠诚。这些人是优秀的战士,对主人忠心耿耿,他们摆脱了对自己家族和部落的从属,而只效忠于这个英雄人物,与主人同生死;而主人也与这些扈从同吃同住,视同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白桂思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日耳曼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西藏人等民族中都发现了这个传统,而且这个传统还对周边民族产生了影响,比如对中国人、阿拉伯人。


白桂思尤其指出阿拉伯人接受此影响最早是在其征服中亚的过程中:有一个阿拉伯统治者从中亚获得一批扈从,但回到阿拉伯后,他真的把他们当奴隶看,结果这批人群起反抗,杀了其主人后就集体自杀了。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迈蒙也从中亚获得一批扈从,据说他是第一个采纳了这种传统的哈里发,对后世影响很大。因为,阿拉伯统治者发现,阿拉伯人并不是好的扈从,不如来自内陆欧亚地区的人那么好用。故阿拉伯人将这个传统保持了下去,形成了马穆鲁克或者叫古拉姆传统。白桂思说,很多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将此简单地说成是奴隶传统,或者叫“奴隶兵”,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他们显然不是真的奴隶。


一般地,扈从的核心是几个人,但也可以扩展为一支效忠于统治者本人的部队,达数千人至上万人。白桂思在书中提到,唐太宗时,有几位突厥扈从在太宗死后准备自杀追随他而去,但他们被禁止了,不过后来还是有一个人自杀了,只是这个人的种族身份不详。这里面其实是罗新教授常提及的内陆欧亚传统与周边文明关系中的文化转型问题。


扈从传统或“主奴”关系在奥斯曼-土耳其人身上的充分体现应该就是其禁卫军制度。作为素丹的个人武装,它是典型的加强君主权力的一种保障。禁卫军奥斯曼军队的主力,系职业军人,他们训练有素、配备火炮,打过很多胜仗。很长一段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是地中海世界训练最强、装备最好的部队。


在奥斯曼酋长领导部落民扩张的早期,其军队的主力是突厥游牧人的加齐(gazi,可译为信仰战士,一说他们是“真主之剑”;这个称号后来还被授予过国父凯末尔)和穆斯林农民。他们与穆斯林的半行会、半兄弟会性质的ahi团体关系密切,以城镇为基地。这些人在战利品和宗教狂热的驱动下四处劫掠,因军事胜利而名声大噪,遂吸引了更多的加齐参加进来。首领就是以战利品来笼络追随者的。这时期突厥人的信仰非常粗糙,萨满和伊斯兰因素都有,甚至并不刻意区分穆斯林和基督徒,故其军中也有基督徒。


在奥斯曼帝国素丹穆拉德一世(Murad I,1362-1389)统治后期,出现了一支由皈依伊斯兰教的战俘组成的部队,并归属于素丹个人。这支新军就是禁卫军(Janissaries / yeniçeri,本义就是“新军”)。他们是素丹的私人部队,是素丹的“奴仆”(kul)。禁卫军不同于普通的、分封制(蒂玛尔)下的骑兵(sipahis),后者是地方贵族的随从,只是在战争季节才参加素丹组织的军队,其他时间属于自由民。不过,十六世纪后蒂玛尔制度已经随着禁卫军的兴起而逐渐衰落了。


禁卫军主要是通过devshirme制度(有人译为“奴官制”)征召的。简言之,就是帝国派官员定期到基督教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地区,选拔一些材貌优良的基督徒小男孩,把他们带到伊斯坦布尔后,使其皈依伊斯兰教,脱离与原家庭之关系,专心接受文化和军事教育。禁卫军的人数随时间而增长,十六世纪晚期的时候大概有两万人,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时候已经超过十万人(也有说法是几十万人,随着禁卫军的腐化,也包括很多非战斗人员)。1790年,驻伊斯坦布尔的禁卫军登记的有一万两千人,能够参战的人员也就两千人。按规定,禁卫军战士在退役之前不得结婚,不过到后期这些规定就日益松弛了。


禁卫军在早期深得素丹信任,享有较大特权,以确保其对素丹本人的忠诚。禁卫军的统领称为阿加(agha),是帝国要员,有权参加御前会议,地位仅次于大臣(viziers)。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有几个宰相就曾是禁卫军出身。禁卫军是以小连队的形式驻扎在城里的军营中。和平时期,禁卫军充当护城部队或消防员。


尽管素丹总想确保禁卫军的忠诚,但历史上还是出现了多次禁卫军叛乱。第一次出现禁卫军威胁皇权的情况,应该是征服者素丹穆罕默德二世(fatih Sultan Mehmet II)小时候。当时,他大概十一二岁,还是个王子,其父穆拉德二世(Murad II)去征讨东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叛乱,留下小穆罕默德守家。禁卫军趁就这个机会闹事,说自己的军饷太低了,让这个守家的小王子给他们涨工资,小穆罕默德妥协了。有学者说,这事开了个很不好的先例,后来禁卫军发动过更多的叛乱。


自十七世纪始,禁卫军日益卷入宫廷政治。当时,年轻的素丹奥斯曼二世(Osman II)责怪禁卫军败于波兰军队,怀疑禁卫军效忠的是刚被推翻的上一任素丹穆斯塔法一世(Mustafa I)。一年后,禁卫军杀死了奥斯曼二世,穆斯塔法一世复位。十七世纪,奥斯曼帝国出现了后宫干政。太后克塞姆把持朝政有五十年。在她晚年,禁卫军和太监有矛盾。太监军团不支持克塞姆,禁卫军则支持她。但是禁卫军远离皇宫。当她准备下手收拾太监的时候,太监先知道了消息。她只得躲了起来,但有一块她的衣服露在外面被太监发现了,太监就把她拎出来给勒死了。


十七世纪后,禁卫军的名声已经变得很差,可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因为与苏菲教团的关系密切(详下),禁卫军学会了各种艺术、手艺和制造业技术,但这也使得禁卫军与城里手工业行会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不清,自然会削弱其团结与战斗力,故出现了多次战败。而驻扎在伊斯坦布尔之外的禁卫军,往往在后期就同化到当地社会中,比如在叙利亚、伊拉克、北非都出现过此类情况。1730年,由禁卫军领导的一场叛乱推翻了素丹艾赫迈德三世(Ahmed III)。在奥斯曼帝国的中后期,有很多素丹在位时就被废黜,或在位时就被杀了,有些还是被残杀的。这些通常是禁卫军的叛乱和后宫乱政共同导致的惨剧。


随着禁卫军的腐化与败绩的增多,尤其是在与俄国的战争中连遭惨败,奥斯曼帝国不得不考虑革新军务。他们先是聘用外国军官来训练禁卫军。但禁卫军已经纪律松弛,毫无战斗精神,很难适应新战术。于是,又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改革,即重新建立一支新的军队。新式军事院校的建立就是一个重要步骤。这种重新培养官兵的方式等于另起炉灶,撇开了禁卫军。在苏丹塞利姆三世的时候(Selim III,1789-1807),新军建设初见成效。


但是,腐败的禁卫军还不能轻易打发掉。尽管军事地位弱化了,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特权已在很多地方发展起来,是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障碍。1807年,禁卫军再次发动了叛乱,并拥立新的素丹。直到1826年,素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才趁禁卫军在伊斯坦布尔发动叛乱之机,派刚刚组建的新式军队,用先进的火炮轰击禁卫军兵营,当场就杀死了四千多人,一举粉碎了军事政变,并借机肃清了禁卫军的全部势力,宣告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进入新时代。可见肃清军人政变的最有效办法还是统治者自己得掌握着强大又可靠的军事力量。


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首先是军队的现代化。此后,具备现代意识的国家精英多出自军界,这一直延续到共和国时代。像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那一代青年土耳其党人,大多也是军界出身。他们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具有现代意识,崇尚世俗生活,对国家的未来有远大理想和抱负。他们最终在一战后通过民族独立运动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并依靠掌握的国家权力推行了世俗化、现代化的改革。从部落兵到禁卫军,再从禁卫军到现代军队,显示着军队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中逐渐职业化、专业化和中立化的进程(到如今,又开始出现武装私人化的迹象,比如美国的黑水公司,以及土耳其“7·15”军人政变后上街的人民自保运动)。


共和国的文-武关系


在土耳其,军人的地位一直是很崇高的,代表着进步、现代化与秩序。当地流传着凯末尔时代的一个故事:在一次聚会上,一位小姐拒绝了一位军官的跳舞邀请,凯末尔总统看到了,非常不高兴,就上去跟那位小姐说,在我们国家怎么可以拒绝一位军人的善意邀请呢?这位小姐就答应了这位军官的邀请,两人后来还结婚了。尽管特别重视军队,但凯末尔对军队的要求是高于且远离政治。在1938年10月29日,也就在凯末尔去世不久前,他还是给土耳其军队留下很高的期许,说他们肩负着保卫土耳其共和国、打败国家的内外威胁的重任!这段话现在刻在位于安卡拉的凯末尔陵墓的一面墙上,在非常醒目的位置,笔者试译全文如下:


他们的胜利与业绩跟人类的历史同步,任何时候都高举胜利与文明的火炬,这就是英雄的土耳其军队!既然你们曾经在最为危险和困难的时刻使你们的国家免于压迫、灾难与敌人的入侵,我毫不怀疑,在这个共和国硕果累累的时代,在配备所有现代武器和军事科学手段的情况下,你们将以同样的忠诚履行你们的职责。我和我们伟大的民族确信,你们时刻准备着完成你们的使命,捍卫土耳其人祖国与同胞的荣誉和尊严,使其免于各种威胁,不管这威胁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


凯末尔留给军队的这段话,类似于“遗嘱”,经常成为军人干政的借口。忠于国父的原则和遗产,是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这可以用1980年军人干政的主导者凯南·埃夫仑(Kenan Evren)将军的一句话来说:“土耳其武装力量……总是忠于凯末尔主义、忠于国父、忠于他的教导与原则,从未脱离国父所设定的道路。而且,他们是国父之革命与训诫以及土耳其共和国之福祉的最忠诚、最有力的捍卫者与保护者。”土耳其军人历次干政还有法律依据,埃夫仑说:“1980年9月12日,土耳其武装力量根据军队的《国内职责法典》干预[政治],接管了国家的管理,《国内职责法典》赋予了军队‘捍卫与保护土耳其共和国’的责任。”


不过,埃夫仑将军提到的这一条已经在2013年7月在正发党的主导下被修改了。原《国内职责法典》的第三十五条是这么说的:“武装力量的职责是按宪法规定保护与捍卫土耳其国土与土耳其共和国。”修改后变为:“武装力量的职责是保卫土耳其国土免受外来威胁和危险,是确保作为一种威慑的军事力量之维系与加强,是根据议会决议完成海外任务,以及帮助维持国际和平。”很显然,新法典更强调军方对付外来威胁的作用。同一法典的另一条把军队的职责定义为:“有责任学习和运用兵法,以确保土耳其国土、独立和共和国。”这一条修改后,就把军队的职责限定为“有责任学习和运用兵法”,后面的干脆删掉了。这样一个法律的变化,已经清楚地体现出土耳其军队地位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这次“7·15”政变的性质。


2013年正发党力主修改军队的《国内职责法典》,其背景是2007年的所谓“电子干政”事件。2007年,出身于正发党的居尔(Abdullah Gül)要在大国民议会当选总统时,军队对其不满,认为他不能捍卫世俗主义(总统在土耳其人心目中具有世俗主义符号的功能,但居尔的夫人戴头巾),故4月27日晚军队在自己的网站上挂出了一个电子备忘录,申明了坚定捍卫世俗主义的立场,这个备忘录由总参谋长亚萨尔·卜余卡内特(Yaşar Büyükanıt)亲自执笔。有人称之为“电子干政”(e-darbe)。


2007年的“电子干政”是土耳其军队最后一次正式地、高调地、立场统一地表达对世俗主义原则的忠诚与捍卫。因为在这之后,土耳其军队就陆续陷入了几件所谓的政变大案之中,牵涉面极广,数百名军官被捕。报道称,这是因为埃尔多安一直图谋控制军队,清除其中的危险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埃尔多安联合了居兰的追随者,先是在军警、情报和法院系统里安插自己的人,然后让他们去秘密调查军队。自2007年开始,因涉嫌所谓“大锤”案(balyoz davası)、“Ergenekon(即突厥人神话中的发源地)”案及相关其他案件,先后有几百名高级军官(包括前参谋总长和陆、海、空军司令)、警官、法官被抓,还有许多现役军官被迫退休。2013年8月,涉Ergenekon案的十九名退役或现役军官被判处终身监禁,理由是他们属于自称捍卫土耳其民族认同和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极右翼恐怖组织,是渗透进国家体制的“隐秘国家”(derin devlet),他们密谋推翻埃尔多安的正发党政府。但是,案子的审判过程和证据都存在巨大争议。随着居兰运动与埃尔多安集团关系的恶化(详下),这些涉及大量军人的案子又一一被推翻了。2014年3月,被监禁的Ergenekon案涉案人员被释放,随后此案被定性为“居兰恐怖主义组织”对军人的构陷。2015年3月,“大锤”案的涉案人员也被释放。负责Ergenekon案的检察官已逃亡亚美尼亚,土耳其政府说他与居兰关系密切。之后,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对居兰追随者的清洗日益扩大。


如果不算2007年的所谓“电子干政”,在这次政变前,土耳其实质上发生的军人政变共有四次,分别发生在1960、1971、1980和1997年。这些政变都成功了,其发生之原因各不相同,要么出现了政党独裁、压制反对派的局面(1950-1960的民主党),要么出现了政治极端主义引发社会动荡、街头冲突,而各政党又为了私利互相扯皮(这个情况在1970年代非常突出,尤其是左派运动很活跃),要么出现了政治伊斯兰挑战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虽然这种情况自1946年民主化以来一直存在,但1997年的政变才是主要针对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政府)的情况。这些因素往往在一个时期内并存,尤其是当出现了文官政府无能的情况时,土耳其军队就不得不出来重整秩序。埃夫仑1980年政变后就曾说:“将1980年9月12日武装力量接管国家管理解释为军队进入政治领域是不正确的。这次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阻止民族与国家的崩溃和毁灭了。”


可以说,以往的政变在土耳其武装力量内部通常是有共识的,军队在行动上也基本是一致的,而且也得到相当多数民众的支持——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但从重建国家秩序的角度来说,军队发动政变并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对政治-社会失序与侵犯世俗主义体制的干预和匡正,是对土耳其国父所确立之原则的捍卫,一俟秩序稳定,军人即快速还政于文官。


当下,土耳其人对历史上发生的军事政变的评价,存在重大分歧。无论是伊斯兰主义者还是左派,包括自由派,都对军人干政有很大意见,都指责大多数政变的不好,甚至出现了为1961年被绞死的门德列斯招魂翻案的现象。不过,左翼对1960年的政变似乎没有大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门德列斯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推翻他是大快人心的。埃尔多安则更喜欢使用门德列斯“隐喻”,觉得自己很像他,如此将自己描述为悲情英雄。


在现代历史上,土耳其军队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是一支超党派的力量,它并不把自身定义为社会上的某一个利益集团,也并不认同任何一个党派所代表的利益群体,它主要着眼于国家统一与安全、政治秩序、社会稳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等重大问题。就像卡尔帕特指出的:“土耳其军官继承了久远的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即认同自己是拥有军事实力的政府权威……军方开始并且一直自视为一支现代化的政治力量,并且实际上是土耳其社会的一个独立的阶级,而不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工具。”


但土耳其军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短期看可能是因为正发党对军队的数次整肃,使军队不再是铁板一块,如有专家说,Ergenekon案是“一劳永逸地埋葬了土耳其军队”,使军队再无可能干预政治。从这次失败的军人政变即可看出,土耳其大部分军队并没有都参与政变,而是只有一小部分,且不管他们是居兰的追随者,还是极左或极右分子,都只是军队中的“一小撮”。另一方面,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也反映在军中,现在的土耳其军内既有世俗主义者,也有伊斯兰保守主义者,还有极左或极右分子,有反对埃尔多安的人,也有支持埃尔多安的人。此外,土耳其军队还是过去那个旧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涉及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一些特权),埃尔多安上台以后的改革有一部分就是针对旧体制的特权的,这自然会得到普通老百姓的支持。


苏菲主义与现实政治


这次政变还暴露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土耳其官方所说的政变发动者是渗透进军内的“一小撮”居兰追随者。现在菲图拉·居兰(Fetullah Gülen)在世界上因为这场流产了的军人政变而名声大噪,非常不符合他一贯低调的风格。根据已有的研究,居兰属于现代的苏菲,有人还称之为新苏菲主义,以区别于传统的苏菲派。本文无意于纠缠居兰到底在这次政变中发挥了什么角色,因为我也没有证据,现在掌握的无非是一些说法(详下)。我更想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某种说法(无论真假)竟然有那么多人相信。有些时候,人们相信一些说法,并没有经过自己的验证,甚至也不需要看到证据。就像孔飞力的名作《叫魂》中所揭示的,大规模的叫魂案之所以发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人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迷信,这是个社会-心理基础;另外一个就是背后的政治动机,其顶端很可能就在皇上那里,而各级官吏在揣摩明白了“上意”后,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往上靠、向上报。所以,一种跟宗教 / 神秘主义有关的政治性现象之所以会被人们相信或传播,其条件必然包括宗教性的、政治-权力性的以及历史性的多种因素。具体到当下土耳其的居兰运动这个案例,问题就是:一场被外界广泛赞颂了很久的社会性宗教运动,为什么在土耳其国内一直会存在着说它深深地卷入政治的传言?这种明显带有阴谋论色彩的、暂时难以证实又难以证伪的说法为什么会被广泛接受?这是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由于尚未从事全面研究,在这里我想还是回到长时段的历史情境。


如果我们接受居兰是现代的伟大苏菲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苏菲主义。苏菲派(al-Sufiyyah)的历史与伊斯教一样久远。神秘主义(tašawwuf)的实践者都特别强调自己是伊斯兰教与生俱来的,强调其根本的教义与实践来自于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典——《古兰经》与“圣训”,由此先知穆罕默德被认为是苏菲始祖。苏菲主义特别强调传承的谱系(silsilas),认为其最初的传承就是先知穆罕默德。尽管有历史学家质疑过谱系的真实性,但既有的书面和口传的证词(testimony)都显示出延续性。苏菲总是自视为先知及其同伴的完整圣行的受托者,诚如十八世纪的一位纳格什班底教派的苏菲所言,纳格什班底耶的“道”就是“圣门弟子的路,无增无减的路”。随着不同苏菲教派的兴起,苏菲主义经历了一个自我分疏的过程。


“苏菲”(Sufi)系阿拉伯语音译,词源有多种说法,一说是阿拉伯语“羊毛”的意思。苏菲派赋予伊斯兰教神秘奥义,主张苦行禁欲,虔诚礼拜,与世隔绝,其足迹遍及全世界。1821年,法国东方学者托洛克用“苏菲主义”(Sufism)命名该学派(实际上苏菲主义主要是一种修行方式)。在宗教现象学看来,苏菲主义属于一种宗教神秘主义,“神秘主义者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将其自我体验为永恒的、不死的和没有时间的。作为一个穆斯林他太了解除了神之外没有人是永恒的”。最完善的定义莫过于说神秘主义是一种“人类灵魂普遍渴望与神的个人交流的持续和恒常的现象”,有些情况下他们感到“自身个体性消散和融合到神性之中的程度,就如同一滴水融在大海之中,而与那唯一的存在实在性融为一体。”


内陆欧亚地区是神秘主义特别发达的地带。十四世纪中期以后,伊斯兰教苏菲派——纳格什班底教派(Naqshbandiyyah)开始在中亚发展起来。蒙古征服对当地宗教的发展曾造成巨大破坏;十四世纪中叶,作为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合台汗国分裂,中亚地区陷入混乱,各种苏菲神秘主义教派在民间发展起来。纳格什班底耶就是由巴哈乌丁·纳格什班德(其陵墓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创立的苏菲主义新教派。后来,纳格什班底耶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教派,并在定居人和游牧人中都扩大了影响,该教派包含了两个支派:主张内省默祷的虎非耶和强调高声祈祷的哲合忍耶。在昔班尼的乌兹别克汗国,该教派影响广泛,其总部设在布哈拉。


1540年代后,纳格什班底耶教派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加国际化:在中亚,它拥立当权者,控制布哈拉到莫斯科的贸易,获得大量教产;在新疆、蒙古等地建立分支;并向奥斯曼和莫卧儿帝国发展。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纳格什班底教派在开罗、也门和麦地那的宗教学校建立起影响,且不受帝国宗教权威的管控。纳格什班底耶对后世众多伊斯兰复兴运动都产生了影响,包括清朝中期马明心(1718-1781)创立的新教其实也是哲合忍耶的重新引进。到十七世纪中叶,作为一支世界性的伊斯兰宗教力量,纳格什班底耶通过基层组织、学校和客栈的联盟,控制中亚和新疆,并在西亚和南亚具有重要的地位。


还可以再举北非的例子。作为较早接受伊斯兰教的马格里布地区,其在非洲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占有独特地位,这其中有个因素值得指出,那就是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教团)的发展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包括其与当地政治、军事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跟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相比,马格里布的苏菲派更关注伦理与仪式问题,对秘传心法反倒不那么热心。苏菲派的长老在当地人民中的影响很大,往往成为超越部落认同的存在,是部落矛盾的仲裁者,对国家政权的权威也是个挑战。比如,十五世纪,摩洛哥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并受到葡萄牙扩张的影响。在中央政权日益衰落、对外国入侵不作为的情况下,当地苏菲长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主要依靠柏柏尔部落作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反抗葡萄牙人入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十六世纪前半期,在苏菲派的支持下,萨迪德家族逐渐征服并统一了整个摩洛哥,苏菲派更深地卷入到摩洛哥的政治之中。


现在,让我们返回土耳其。十三世纪,在小亚细亚发展起来的贝克塔西教团在普通农牧民中影响巨大,贝克塔西被正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认为是异端,因为他们把突厥人的萨满传统和伊斯兰相结合,认为万物之灵都可以与萨满沟通。苏菲的长老(谢赫)和托钵僧对奥斯曼帝国早期征召游牧的突厥人参军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些谢赫直接参军打仗,后来得到很丰厚的赏赐。谢赫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作为行军“牧师”。


由于这样一层历史性的关系,贝克塔西教团后来就与禁卫军发生了密切关系。在1591-1592年,为了庆祝伊斯兰教的千禧年,奥斯曼帝国的素丹正式将贝克塔西教团的长老以及八个托钵僧纳入禁卫军体系。从而使得贝克塔西苏菲教团与禁卫军结成了同盟。著名的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专家哈里尔·伊纳尔哲克曾写道:“到十六世纪末的时候,哈吉·贝克塔西已经正式地被当成了保佑禁卫军的圣人,会有一个贝克塔西教团的首领常驻军营。贝克塔西教团和禁卫军已经密不可分,以至于每当有新的教团领袖即位的时候,他都要去伊斯坦布尔的禁卫军军营中,接受禁卫军阿加的加冕礼。”1826年,在禁卫军被消灭的同时,素丹马哈茂德二世还将与之关系密切的贝克塔西教团宣布为非法。


到二十世纪进入共和国时代后,凯末尔政权继续禁止苏菲教团的活动,成立很多现代的人民组织与团体,以取代宗教组织。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苏菲大师比如努尔西(Nursi)就长期被流放和软禁,但还是有很多人来秘密地追随和供养他,并以手抄本的形式散播其思想。1946年民主化后,原先被禁止的宗教活动逐渐勃兴,并开始具有新时代的特色。像努尔西和菲图拉·居兰等新时代的苏菲大师的活动就赢得了众多民众的拥戴。围绕他们形成了新的宗教社团(cemaat),这种宗教团体的出现也适应了土耳其的城镇化进程,因为城镇化削弱了传统血缘关系以及像伊斯兰教兄弟会那样的传统组织形式,由此,人们在日益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时代寻找到了新的归属感。


宗教社团既不需要正式的会员制,也不需要入会仪式,更不需要特定的空间来集会。成为宗教社团的一员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特定的行为,只要认同努尔西或居兰等人的思想,就不难找到同伴。无论其成员在什么地方聚集到一处,宗教社团就能发展起来。也就是说,在宗教社团中的关系不是建立在某种成文规则上,而是建立在对共同观念的接受以及对宗教社团内部的社会关系、等级秩序的接受和服从之基础上。一个接受了这些东西的成员,往往会努力地融入宗教社团之中。换言之,现代的宗教社团与传统社会的苏菲教团在组织形式上是更为灵活和松散的。


很多人认为,现居美国的居兰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家、神学家和思想家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我采用了国内土耳其语专家李智育的译法,将Fethullah Gülen译为菲图拉·居兰;也有学者译作“法土拉·葛兰”,亦人译为“居伦”。以居兰为名的宗教性社会运动,往往被社会学家称为“居兰运动”,在土耳其,关于居兰运动则有多种叫法,如“社团”(cemaat)、“服务运动”(hizmet hareketi),正发党政府为了打压它则称其为“平行国家”(paralel devlet)或“平行结构”(paralel yapı)。居兰自九十年代末移居美国。普遍认为,以居兰为名的运动成立和控制了大量的慈善组织、学生团体、文化协会、企业和公司, 以及上千所学校,还包括大众传媒(《时代报》,Zaman)。据估计, 居兰运动控制着上百亿美元的财富。对这个组织,土耳其和国外都有不同评价。有人认为它代表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发展,也有人认为它是秘密宗教组织,与美国CIA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年来很多土耳其人相信,居兰的追随者已经控制了警察、司法和内务部,甚至是渗透进了军队。


有一位土耳其学者说,围绕居兰运动和历届土耳其政府或政党之秘密关系的传言,从来就没有断过,但他倾向于认为这些都是阴谋论(komplolar)。持相似立场的人认为,居兰运动从来都不是为了某一群人的利益,更不是哪股力量的工具,它不是一个政党或利益集团,它是一个“重建民族与世界的运动”。但我们仍然不能忽视的是,关于居兰的追随者控制了土耳其多个重要国家部门的传言一直不断,甚至有一种说法是,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届政府里都有居兰的人做部长。早在1986年,土耳其军方就清洗了军事学院中的一个居兰团伙;随后,土军方打掉了很多其他据称是渗透进军队的居兰团伙。在九十年代末,居兰本人就不得不自我流放到美国。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曾追随居兰多年、后来又离开了居兰的人说:“这些学校就像是橱窗。他们通过夜校招聘人员并开展伊斯兰化的活动……我们所教育出来的学生们现在已经在土耳其占据了高位。他们是政府官员、法官和军官,还有政府的部长。在他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咨询居兰。”


2002年以来正发党连续执政至今。有不少学者认为,正发党与居兰运动关系密切。2006年5月5日,安卡拉的刑事法院推翻了针对居兰的判决。居兰的支持者为此而兴奋异常,他们以为居兰或许很快就会重返土耳其。2008年,执政的AKP面临被宪法法院解散的危险,当时西方的观察家说,如果居兰在此刻重返土耳其,那么,2008年的伊斯坦布尔就会成为1979年的德黑兰。


那么,这波谲云诡的一切之发生又该如何历史地看待呢?起自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排斥传统的苏菲教团的过程。在禁卫军时代,苏菲教团与军队的关系是正常的、公开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机的联系。那是当时社会的常态。但改革后苏菲教团被国家权力定为非法,不只是在帝国晚期,在共和国时代前期也是如此。这就使不能公开活动的苏菲教团蒙上了更多神秘色彩,为各种阴谋论的出现打下了伏笔。尽管在民主化之后,包括宗教社团这种现代苏菲主义在内的各种宗教活动得以复苏,但一个现代的国家仍然是排斥它的。尤其是现代军队已经独立于宗教,而且灌输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包括司法、警察、情报等权力部门,也都应该是中立的国家机关,如果这些部门被国家之外的团体所渗透,将是令人恐惧的。尤其是对军队的渗透,更是一种禁忌。但宗教社团依然在社会上蓬勃发展,并深得人心,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与其之间的关系仍然扑朔迷离。


当代土耳其已经非常现代化,但苏菲主义的传统仍然是人们社会与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当代土耳其穆斯林对苏菲主义的历史及其与当时的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有常识性认知的,不管是通过口头传说,大众媒体,还是普通的历史学习,这种知识的获得非常容易。这种知识成了他们理解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智识背景与参照。很可能,这是土耳其人能够轻易相信关于居兰运动的各种说法的历史性的社会-心理基础。


赘语


现代媒体在这次政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挫败军人政变,其作用更为明显。很多人注意到了现代媒体包括新媒体的角色:电视、网络、facetime、twitter、facebook等等。但他们却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清真寺,这可是有一千多年传统的“媒介”了。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建筑物,具有宗教、经济、教育甚至政治等多种功能。除了作为宗教活动、宗教教育的场所外,清真寺还是增强穆斯林情感和社会联系的场所。现代社会是隐私社会,非常强调营造安静、独立的生活环境,但清真寺的宣礼塔可以合法安装扩音器,每当礼拜之际,从那里传出的悠扬的唤礼声可以达至很远,就算是不懂他唱的什么,也往往能勾起人的某种特定情怀。


在埃尔多安发出让民众上街阻挡军人的呼吁后,土耳其国家宗教局通知全国近九万座清真寺念传统阿拉伯语的赞词,以警示民众发生了大事,念完赞词之后又用土耳其语号召民众上街反对政变。那种被称作“索俩”(sela)的古老赞词除了具有宗教功能之外,还在遇到重大事件时念,相当于“穆斯林的动员令”。土耳其只有七千八百万人口,不到一千人就拥有一座清真寺,当配备了扩音器的清真寺都参与到群众动员中来后,其在特定范围内的影响力将超过所有现代媒介。这次动员民众反击政变的过程,似乎也回答了一个学者的疑问:正发党政府为什么要建那么多清真寺?人们谈论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时,总是提到更多清真寺的兴建,正义与发展党在执政期间兴建了成千上万的清真寺,包括土耳其最大的位于伊斯坦布尔最高山顶(Çamlıca)的清真寺。


       土耳其民众响应政府号召,上街反对军人政变,其持续不断的集会在文章截止时尚未停歇,足见土耳其人民对其来之不易的民主政治之珍视。从这个角度说,“7·15”事件标志着土耳其的历史真正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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