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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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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珥:大清公权力与娼妓的暧昧




文|雪珥,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改革史、战略史研究学者


43岁的广州市长(“知府”)赵翼,居然对省长(“巡抚”)部署的扫黄工作,提出了非议。

 

他的第一个理由是就业问题:那些被当作扫黄目标的“疍船”,“每船十余人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此七八万人何处得食?”显然,在他这位地方政府主官看来,七八万人是否下岗,远比扫黄这一精神文明更为重要。

 

他的第二个理由,则是性产业其实也是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缠头皆出富人,亦衰多益寡之一道也。”所谓“缠头”,就是嫖客们所支付的嫖资。“衰多益寡”,就是富人(“多”)通过消费,将资金流向穷人(“寡”)。

 

吊诡的是,他这么一说,省长居然被说服了,“事遂已”。

 

特殊产业

 

认为性产业关系民生,并非赵翼一人。

 

赵翼将这段往事,写入了他的回忆录《檐曝杂记》,不过,并没有提及具体的年份,仅仅说“余守广州时”。对照他的履历,调任广州知府是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次年就又调任贵州贵西兵备道道员。可以推断,此事发生在1770~1771年之间,正值中华帝国最为繁荣昌盛的时候。

 

彼时,赵翼的顶头上司,一是广东巡抚德保,一是两广总督李侍尧,都是乾隆皇帝相当信任的干部。尤其一把手李侍尧,并非循规蹈矩之人,思想比较开放、胆子比较大、步子比较快。有这两位上司,赵翼市长才敢于用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作为理由,阻止扫黄。

 

对于广州的性产业,赵市长还是用心做了一番调查:

 

“广州珠江疍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疍户本海边捕鱼为业,能入海挺枪杀巨鱼,其人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实非真疍也。珠江甚阔,疍船所聚长七八里,列十数层,皆植木以架船,虽大风浪不动。中空水街,小船数百往来其间。客之上疍船者,皆由小船渡。”

 

所谓“疍户”,就是粤闽一带渔户,户口在水上,不得上岸定居,向属贱民。主业虽是打渔,不过收入实在微薄,其中一些兼营皮肉生意,也是历来常例,政府向来睁只眼闭只眼。因此,不少专业性产业经营户,亦托名“疍户”,减少麻烦,时间久了,居然在珠江上建起了规模不小的水上红灯区。

 

赵市长是科举正途出身,与袁枚、蒋士铨并称“江右三大家”,对于青楼,亦有着传统文人的天然亲近。他在书中记录得极为细致:

 

“疍女率老妓买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实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黄色,傅粉后饮卯酒作微红。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绕行水街者,卖果食香品,竟夜不绝也。”

 

显然,赵翼进行了一番明察暗访,不过,并未以亲历亲闻当作道德棍棒,反倒从中看出了民生问题,并以此化解了一场或许是疾风暴雨的扫黄。大约,这件事可能也是其在广州的短暂任期内,唯一值得记载的一笔。

 

认为性产业关系民生,并非赵翼一人。此前,雍正朝的名臣李卫,在两江总督任内,开放力度就非常大,尤其是南京和扬州,相当“娼”盛。不过,李卫很低调,只是将这些解释为公安维稳工作的必要掩护:“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

 

若干年后,被后世俨然当作道德楷模的曾国藩,率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此时的南京,“六朝金粉之遗,只剩秦淮一湾水”。战争之后,“画船箫鼓,渐次萌芽”,而六安县的县令却在境内严厉扫黄。在接见这位县令时,曾国藩笑道:“闻淮河灯船,尚落落如曙星,吾昔计偕过此,千艘梭织,笙歌彻宵,洵承平乐事也。”次日,曾国藩就带着自己的幕僚们,乘船游览,大宴宾客,“一时士女欢声”。

 

曾国藩的这一行动,就是无声的表态,超常规恢复经济,成为战后重建的关键,扫黄实在有点不合时宜,不讲大局。官员们心领神会后,果然大有起色,“商贾麇集,河房榛莽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闻信来归,遂大有丰昌气象。”时人因此感慨,曾国藩真是一个讲政治的高手:“公真知政体哉!”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沈葆桢身上。沈在担任两江总督时,曾“下令严禁娼妓,曲中诸姬咸风流云散”。扬州知府来觐见,沈葆桢询问扬州的扫黄情况,知府说:“大帅禁娼,而卑府治下之娼愈多。妓女多扬州产,卑府不能不许其回原籍也。”沈葆桢听了这个,“为之悄然,遂驰其禁。”

 

在不少担负着现实压力的一线官员看来,“黄”祸实在算不得不可承受之重。相反,青楼妓院等声色场所,“皆穷人之大养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

 

此类言行,与官方的主流价值观,可谓背道而驰。

 

源远流长

 

各朝代对于性产业,基本都持宽容态度,有的甚至还相当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大清国表现得很有些洁癖。

 

此前2000年,各朝代对于性产业,基本都持宽容态度,有的甚至还相当支持,发展性产业,很早就被当作了财政收入的新的增长点。

 

管仲通过创设国营妓院,发展特色旅游项目,吸引各国寻芳客,拉升税收。“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这位改革者也因此被后世妓院奉为行业始祖。在管仲手里,经过专门训练的性工作者,还能承担特殊使命。他曾派遣一支80人的女子特战队,成功地在床榻上对鲁定公实行了和平演变,逼走了不识时务的孔子。

 

到唐宋元明,繁荣“娼”盛,性产业与主流文化水乳交融,文人骚客寻花问柳,不以为耻,反以为雅。文学艺术乃至思想,成为性产业的前戏,这大大提升了这个产业的升级换代。

 

不过,宋代开始对领导干部参与性娱乐设置门槛。以程朱理学为思想武器,官方开始要求领导干部要做道德的模范——确切地说,至少要做“装”道德的模范,嫖娼狎妓因此成为官员的禁区。其实,所谓的禁令,无非是提高了领导干部的参与难度而已,不过倒也因此倒逼着性产业在高端服务方面更上了一个台阶。

 

元、明两朝,延续了宋代对官员嫖娼狎妓的禁令。明代官场禁娼,雷声大得吓人。朱元璋亲自颁发的《大明律》规定:“凡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宿娼者,罪亦如之,附过,候荫袭之日,降一等,于边远叙用”。宣德年间,甚至还将禁令从床上延伸到了餐桌上,禁止公职人员到妓楼饮酒作乐。

 

这种将官员生活作风问题,上升到刑律高度的做法,令时人颇有占据道德高地的自信:“汉唐以来治杂于霸,陋习相承,而不知其非。宋世虽称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营妓,而名为士大夫者,亦蓄歌姬,时或出以娱宾,而人家所谓养娘者,又皆立契典雇。逮于我朝,痛革前弊,立为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终身不齿,宋朝视我有愧多矣。”(丘濬《大学衍义补》)“唐宋间皆有官妓,仕宦者被其牵制,往往害政,虽大人君子,亦多惑之,至元尤甚。我太祖始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赦,终身弗叙。此风遂绝。”(王锜《寓圃杂记》)

 

“此风遂绝”,实在是明人自夸。轰隆隆的雷声过后,其实并无雨点,混杂着道德理想主义和严苛酷烈的法律,最后还是一纸空文。严刑峻法成摆设,或许从朱元璋本人的言行分裂中也能看出:一方面严禁官员嫖娼狎妓,一方面却广开官方妓院,最终证明妓院与牌坊是不可兼得的,即便是纸做的伪牌坊。

 

严刑峻法

 

如此严打,目标已不仅仅是官场的性腐败,而直接针对性产业。

 

相比之下,更有执行能力的清帝国,依靠强大的专政机器,一度在禁娼方面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效。

 

首先是中央率先垂范,废除官妓。顺治年间,裁撤教坊女乐,解散了这个号称肩负着教化作用的官方文工团,而用太监替代,自此,“京师教坊司并无女子”(《雍正会典》)。针对各省仍保留的文工团,康熙十二年重申禁令,省府州县严行禁止提取伶人娼妇,“各省乐户皆令责削籍,改业为良。”

 

历行千年之久的乐籍官妓制度,至此废除,“康熙间,裁乐户,遂无官妓”(《扬州画舫录》)。这无疑是一大仁政,但是,官方后续安置政策的匮乏,令乐户妓女这个群体只好重操旧业,无非从官妓转为私娼、从国有转为私营。

 

对于官员嫖娼,《大清律》延续了明代的规定:“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应袭荫)宿娼者,罪亦如之”。在随后的修订案中,加入“挟妓饮酒,亦坐此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款,惩罚嫖客、拉皮条者,却并不针对卖淫者。涉案官员,当然还要有行政处分,那就是“永不叙用”。这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等于是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清人评价说:“我朝定制,凡狭妓宿娼者,谓之行止有亏,官吏革职,其严如此。”(刘声木《苌楚斋三笔》)

 

这一禁令,也延伸到体制内的知识精英,“监生生员”若犯此条,“问发为民,各治以应得之罪,得赃者计赃从重论”。

 

对于“买良为娼”者,《大清律》也给予重拳打击:“凡娼优乐人买良人子女为娼优,及娶为妻妾或乞养为子女者,杖一百。知情嫁卖者同罪。媒合人减一等。财礼入官子女归宗。”

 

若有公职人员涉及经营性产业,其刑责很重:“凡无籍之徒及生监、衙役、兵丁,窝顿流娼土妓,引诱局骗及得受窝顿娼妓之家财物、挺身架护者,照窝赌例治罪。如系偶然存留,为日无几,枷号三个月、杖一百;其窝顿月日经久者,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得受娼妓家财物者,仍准枉法计,赃从重论。邻保知情容隐者,杖八十,受财者亦准枉法论,计赃从重科断。其失察之该地方官交部照例议处。”

 

旗人作为执政者的基本力量,也受到严厉的约束,《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规定:“八旗有卖良为娼或将家下妇女故纵为娼者,娼妇入官,其主系官,革职枷一月,鞭一百,不准折赎。常人枷三月,鞭一百。至家人将伊自置仆妇故纵为娼,亦枷三月,鞭一百,其主不知情者,系官降一级留任,仍罚俸一年。常人鞭一百。知情者系官革职枷一月,鞭一百。常人枷三月,鞭一百。族长系官罚俸一年,常人鞭一百。领催鞭一百,骁骑校罚俸一年,佐领罚俸六月,参领罚俸三月,都统、副都统罚俸一月。”

 

惩处范围甚至还包括提供住房的房东及知情不报的邻居:“京城内外拿获窝娼,并开设软棚,月日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二年;再犯杖一百、徒三年;知情容留之邻保,杖八十。房屋入官。若甫经窝娼及开设软棚,即被拿获,知情租给之房主,杖八十;知情容留之邻保,笞四十。若房主邻佑实不知情,不坐房至,免其入官;如业主所置房屋,交家人经手,有赁给窝娼开设软棚,伊主实不知情者,罪坐经手之人;傥系官房,即将知情租给经手官房之人,亦照前例治罪。”


性产业的开放,也导致了淫靡文艺作品大行其道。“茶馆弹唱淫邪小书本干例禁,但新政以来各处又皆阳奉阴违。各茶馆悉皆违禁私唱淫词且又招留妇人听,每夜喧扰异常”。民初,甚至有官员在生日宴会上邀请艺人大跳裸体舞。

 

尽管官方对文化市场试图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但当性产业大行其道的同时,要在文化领域立起牌坊,实在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传统社会日渐失序,这不仅是转型期的标志,也是官方掌控能力不断衰弱的标志。

 

纸糊的牌坊,连遮羞的功能也彻底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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