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维江：试论百年变局中的“时”与“势”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不同生产力阶段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有其具体的内容，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性质的阶级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在否定之否定的运动中螺旋上升。但是，从最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反映的是构成生产力的主要生产要素之间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一般来说，这些生产要素可以划分为劳动、资本和技术三类。人类历史上相当长时间中，或者说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的劳动（绝大部分是投身于土地的劳动）是三类生产要素中起最大或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而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主要衡量指标也是其控制（或能够征税、征调徭役及军赋等）的人口规模的大小。对家庭、宗族等私人部门来说，能够雇佣或组织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多寡，也是该部门是否兴旺发达的最重要的指标。

我们把劳动占绝对重要地位的经济社会形态称为一维经济社会形态。在这个漫长的阶段，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是人口增长及向新土地扩张的结果，人均产值的变化幅度很小，甚至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还出现过人均产值明显的下降。总的来看，这个阶段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地方性的，由于缺乏足够规模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私人部门无法基于未来的投资从当期储蓄中融资从而扩大生产，以致生产规模很小。即便是政府组织的大型跨区域工程，管理和组织成本也比较高，并且其中相当部分并不服务于生产性目的。一维经济的强大与否，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现代国家这种有利于一维经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是否成熟。从秦朝起，中国建立了庞大而系统的并非基于亲缘的官僚体系，这一体系被历代王朝继承并通过察举制、科举制等不断完善。通过这套体系，中国政府能够以相对于西方国家政府更加有效的方式来组织财政收支、提供公共产品和强化军事安全，最终实现对劳动要素更充分的组织和动员。福山指出，中国在公元前３世纪已经建立起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元素的政府，比欧洲早了整整一千八百年。

与一维经济主要靠劳动或人口规模来衡量有所不同，二维经济加入了资本的维度。此时，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或生产力的指标，除了看人口规模，还必须加上人均资本规模。随着资本维度的加入，国家经济由人口规模构成的“线段”拓展为人口和资本规模构成的“平面”，经济才开始有了积累性的增长。世界经济进入二维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之后，经济扩张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的现象才逐渐消失。二维经济阶段，资本市场取得了支撑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地位。尽管蒸汽机的产业化运用等技术进步在工业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但实际上从科学发现的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与当时科学的进展关系不大，而只是把多年来已经存在的机械改进和可靠实用的设计结合起来而已。而促成这种结合的，一是英国丰富的煤炭储量被发现，二是劳动力不足造成的高工资水平。不过仅有这两个条件，工业革命尚不足以发生。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在长期公共债务、中央银行等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上向欧洲大陆习得的变革，为英国在应对煤炭和劳动力冲击时，最终选择更多利用廉价能源并节约劳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路径提供了前提。

资本市场与劳动的结合让生产力发生了飞跃，经济才真正由一维状态升级到二维状态。支持资本市场的是信用，或者对未来盈利的信任。即便是在传统中国那种劳动力导向较发达的一维经济中，一个人想依靠自身或者亲戚朋友的积蓄，来把自己的创意或创造性劳动转变成现实生产力，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有了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的加持，个人（或企业）就可以按较低的利率融资，并用这些资金来雇佣工人、购买其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开展自己的创业。其所支付的薪水或货款被工人及其他企业再次存入银行或投入资本市场，又转变成金融体系继续放贷的来源。杠杆放大效应把庞大社会众多陌生人的劳动和资源配置到有效的生产协作网络之中，其创造力远胜于依靠亲缘或熟人关系支撑的合作网络能够达到的生产极限。

欧洲工业革命后，中国经济规模的相对优势尽管从GDP数据看仍然存在，但其意义已经迥然不同。工业革命之后，国际贸易支撑的资本或金融市场为与现代产业劳动力相结合的资本或金融市场所取代，大量商业资本转变成对劳动要素具有高吸纳能力的产业资本，欧洲的经济发生了由一维经济向二维经济的质变，而中国仍然停留在一维经济阶段。东西方交汇之际，随着欧洲人撕下平等交易的文明伪装，中国等亚洲国家顿时左支右绌难于应付，最终沦于西方国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困境。二维经济对一维经济的碾压于此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进入二维经济形态的中国开始了对世界经济前沿国家的迅速追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衡量，中国经济规模在2015年已经超过美国。按照汇率计算的GDP衡量，2020年中国GDP与美国之比也超过了70%，成为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的一百多年以来，经济规模与之最接近的居第二的国家。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由于数据要素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可能再次出现质变，迈向三维经济阶段。在二维经济的基础之上，三维经济在数据要素为代表的技术维度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此现代经济或将从一个资本和劳动决定的二维平面再次发生质的飞跃而变得立体起来，从而可以容纳更大的生产力。

技术维度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历史上，三次产业革命分别通过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改造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以智能化或数字化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从技术与劳动的关系看，前三次产业革命主要是解放和发展了人类的四肢与五官，第四次产业革命或将解放和发展人类的头脑，甚至可能出现普遍的劳动与人类的分离。

从私人部门的生产来看，一维经济主要靠个体及其亲缘网络自身的储蓄或积累来改善生存条件并实现人口的繁衍增殖，二维经济可以通过调动全社会陌生人网络的储蓄与资源为未来投资，创造更多产品和服务并提升人均资本水平。三维经济条件下，通过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人类可以把原来无法利用的自然或社会元素转变为可以利用的资源，直接扩大可配置资源的规模，也可以创造更有效的信息传递、交通运输方式，提升资本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效率，还可以从体力和脑力两个方面拓展劳动者素质和提升劳动效率。

三维经济呼之欲出，可能让国家取得成功或获胜的标准再次发生质变。中国如果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迅速向三维经济形态转进，那么在二维经济形态中的全部积累和成就，可能在新的标准下再度归零，一如鸦片战争前后处于一维经济形态的清王朝，空有世界第一的经济规模，却难免于被处于二维经济形态的西方列强欺压的悲剧。又一次面临高维经济的威胁，可能是中国在新时代面临的最大的颠覆性风险。而机会恰恰也在于此。如果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够率先进入三维经济形态，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就有望复兴至历史上曾有的免于外部强制、威胁和压迫的相对自由状态。这也是“中美贸易战”背后，实际上是对5G、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等科技前沿领域（特别是算法和算力领域）先发及持续优势的争夺的逻辑所在。

让经济社会率先进入三维经济形态，或至少不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围堵和“规锁”之下止步于或被推回至二维经济形态，实现这个过程就是新时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具体任务。尽管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克服来自外部的干扰甚至阻击，但完成这一任务，重点在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成为更好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时在我一边，主要表现在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客观条件因缘际会的有利时机。具体来说，就是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使命和伟大领袖及人民齐聚在百年变局的关键阶段，为成就现代化强国这一伟大事业提供了历史难逢的契机。

第一，中国无论从文明的悠久还是从规模的庞大来看，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并且在一扫西力东渐、任人宰割的凄风苦雨之后，当前正处于由“富起来”向“强起来”挺进的伟大阶段。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伟大国家，为全体爱国者以及国际社会友好待我者，提供了干事创业、大有作为的广阔空间。

第二，当前的中国膺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对自身来说，这一历史使命体现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部世界来说，这一历史使命体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当前的中国具备“伟大领袖带领伟大人民”这一关键政治禀赋。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打赢扶贫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以及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等方面重大斗争实践的洗练，已经锻造出推动和保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

势在我一边，具体表现在当前的中国顺应了社会主义复兴的大势、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以及东方文明复兴的大势，正乘势而上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一，社会主义复兴的大势不可阻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但中国用铁一般的事实宣告：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社会主义生机蓬勃、前途无限。社会主义和中国互不辜负，合奏出新时代的华彩乐章。

第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不可阻挡。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绵延不绝，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矢志不渝推动实现民族复兴。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并在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第三，东方文明复兴的大势不可阻挡。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认识到，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穷兵黩武的道路走不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下，东方文明以深蕴其中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精神，获得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时与势固然在我一边，但关键还在于如何顺应和利用时与势，因势利导，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让实现经济社会形态向高维升级从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使命内嵌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中。在这方面，我们党有科学而清醒的认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不是靠穷兵黩武做“世界老大”的号召，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知和勇气，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动员全国之物力，聚焦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上来。“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断言，反映的是中国将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通过器物、制度和观念的现代化，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最终达致现代化强国的坚定承诺和高度自信。这也是“时势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品格的理论旨趣和现实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