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鹏 王毅博：清醒应对不断变化着的“胡焕庸线”

“黑河-腾冲”人口分布线由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提出，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开创理论。“胡焕庸线”作为一条人口分布线早已超出了人口学、地理学的范畴，在当今的市场经济中，备受房地产、投资、商贸的关注，并希望突破这条界线的限制，更大程度开发西北半壁，带动经济发展。但我们往往直接引入现今的“黑河-腾冲”线，却会忽略胡焕庸先生两次论述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胡焕庸线”的两次表述

1935年，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地理学报》上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通过对人口数量、密度之统计，第一次提出全国人口分布以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一线为分野。

而随着外蒙古独立为蒙古国，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回归，人口、领土面积都有所调整，故在1987年，胡焕庸先生于《科学》上发表《中国人口地域分布》一文，重新论述黑龙江黑河至云南腾冲一线为我国人口分布之分界线。

在1935年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胡焕庸先生根据中华民国十四年至二十三年的人口统计数据得出以下结论：

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其中，蒙古地方全境均处于瑷珲-腾冲线以西，人口总数749000，数据来源于“外蒙政府报告见日本地理教育十九卷六号”，备注“原报告数684000人，另补入唐努乌梁海65000人（见1934英国政治家年鉴）。其时，外蒙古虽因19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为中华民国之一部分，中华民国在该领土内拥有主权，但是苏联借帮助蒙古人民军消灭白军之机进入外蒙古，并长期控制军政大权。

另外，台湾因时处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未在统计范围内。

1935年胡焕庸先生《中国人口之分布》附图（来源于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

在1987年的《中国人口地域分布》一文中，胡焕庸先生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出以下结论：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 该线东南包括台湾省在内总面积411.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42.9%，人口为9713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94.4%；该线西北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5.6%，面积却占全国的57.1%。经过五十年, 东西两侧人口比率的变化很小。”

1987年胡焕庸先生《中国人口地域分布》附图（来源于中国知网）

需要注意两点，其一，这时的“西北”“东南”已与1935年“西北半壁”“东南半壁”含义不同。外蒙古独立公投于1945年10月开始，次年1月，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外蒙古成为主权国家。台湾于二战后光复，1945年10月重入中国版图。

其二，瑷珲县于1956年改名为爱辉县，爱辉县于1983年并入黑河市（县级），因此胡焕庸先生在1987年的《中国人口地域分布》中重新将“瑷珲-腾冲”线表述为“黑河-腾冲”线。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数量的变化

以1935年胡焕庸先生统计数据为准，剪除外蒙古15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74.9万人口，补上台湾省3.6万平方公里、530万人口，那么，西北半壁人口则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7%，东南半壁人口占比96.3% 。

以1935年、1987年两次数据计算，1935年西北半壁人口密度约为2.57人/平方公里，1982年约为10.51人/平方公里，增长约4.1倍；而东南半壁由110人/平方公里增至235.95人/平方公里，增长二倍余。如此看来，虽然几十年间我国人口分布局面没有太大变化，西北半壁人口密度较之东南仍如沧海一粟，且统计的数据或有误差，但其增长速度及规模亦不可轻易忽略。

再参考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西北半壁人口为0.84亿、人口密度为15.72人/平方公里、比例6.3%，东南半壁人口12.49亿、人口密度为303.92人/平方公里、比例93.7%。由此可以看到，在胡焕庸先生提出这一人口布局界线之后，西北半壁人口占比呈上升趋势。

西北半壁人口这一正向的变化或许和我们头脑里西北半壁人口占比在不断缩减的固有想法恰恰相反，因为人口往往与经济挂钩，我国西部经济的相对落后造成“孔雀东南飞”的人口迁移，但人口数据却表明，“胡焕庸线”以西的部分人口占比却在逐渐上升。不论西北半壁人口占比还是人口绝对数量，自“胡焕庸线”提出以来都是不断上升的，尤其是从人口绝对数量来看，绝不容小觑。

再看“胡焕庸线”问题的提出

以1935年胡焕庸先生对于这条界线的表述，则96%与4%的人口界线似乎成为衡量整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界线。但回过头来看一看胡焕庸先生提出这一问题的发端，则是“根据目前吾国人口分布之情形，在吾国境以内，是否尚有大量移民之可能，抑或吾国现有人口，是否尚有重行分配之必要？”

因此，在讨论“胡焕庸线”时，不应局限于这条界线本身，而是这条界线因何而提出。尽管因地理情势之决定，地广人稀的西北半壁无法更大程度上稀释过于稠密的东南半壁人口，但是数据显示，西北半壁在问题提出后的几十年间，逐渐承担起更大比例的人口，这可以看作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两部人口分布悬殊的现实矛盾。

而西北半壁人口占比提高，应是多方面因素所致：工业化的发展促使西北半壁人口承载力得以提高；交通技术不断进步拉近东西部联系；“限制大城市,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城市建设导向；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以来严格的户籍制度；生产建设兵团、上山下乡、西部大开发等政策性人口迁移······

全国第七次普查数据即将在四月开始陆续公布，“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占比数据将再次有所改变，届时，将有更新、更准确的数据体现最近十年西北半壁与东南半壁的人口互动情况。

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提高西北半壁的人口容纳量，依靠我国传统户籍制度与政策性人口迁移并非长久之计，只有通过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修复等高质量发展手段从根本上提升西北半壁的人口容纳量、环境承载力，在现有发展条件下，不应过高期望西北半壁能够容纳更多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