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潇枫：以非传统安全视角认识人类与微生物的复杂关系

当生物安全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时，微生物（Microorganism）自然成为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重要指涉对象。当下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像历史上多次暴发的流行病一样，再次敲响微生物向人类挑战的警钟。有学者认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可比喻为人类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或“第一次非传统安全的世界大战”，其实，用“战争话语”来描述新冠肺炎疫情，虽可强调疫情危机的严重性，但尚没有摆脱用传统安全思维模式来解读危机的窠臼，事实上微生物威胁更多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其实质是生存资源的“占争”而不是“战争”。远早于人类数十亿年存在于地球上的微生物，有其自身的经过无数次迭代的“生存算法”，因此微生物是以其生存算法与人类发生关联，或共存，或共生，或共争，或共占，当然也不排除生死博弈。

生存与发展是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但无论生存还是发展都离不开安全的保障，可见“生存安全”与“发展安全”是人类至高的优先议题。然而，人类从生物圈脱颖而出演进为人之时，并不知晓微生物与地球生态圈以及与人类自身的共处与共生关系，也不知晓微生物世界潜藏着巨大的威力与进化的可能，特别是微生物之“微”往往使得人类忽视其存在，忽视其作用，忽视其可以成为人类的重要帮手。对我们来说，微生物群落是一个如此陌生与神秘的世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值得去重视、去探索的未知领域。用“非传统占争”的非传统安全思维来重新认识微生物，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与微生物的复杂关系，有助于在防控微生物对人类可能带来危害的同时，与微生物“和平共处”与“和合共生”，实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想。

 

微生物：是“魔鬼”还是“天使”

人是微生物的“居住星球”与“生命联盟”。当人类以较大的时空尺度把世界分为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进行生命与非生命的考察与研究时，却疏漏了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对象即如微生物这般的“有生命的物质”。微生物是地球上最早的“原住民”之一，大约数十亿年前就存活于地球上，与其相比人类是初生不久的“后来者”。微生物是指“个体微小、肉眼不可见或看不清、结构简单、进化地位低等的生物的总称”，它在生物界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凡是动植物不可能生长的地方都有微生物存在，而且微生物种源繁多，充满了巨大的神秘感。微生物与人类相互依存，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微生物特别的“生存容器”，人自身其实是一个“超级生物体”，而从比例上来看人甚至是微生物寄居于其中的一颗“星球”。根据科学家们对“微生物群系”“第二基因组”等研究，发现“每个人的诞生都代表着一个人和10亿细菌共生的开始，这是由双方共同组成的生命联盟”。

微生物具有两面性。当我们考察微生物给人类带来的灾害时，微生物便是“魔鬼”，它给人类带来的最大威胁是源于其中的病毒、细菌等对人类生命与健康的损害。美国分子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曾强调：“在人类主宰的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大威胁就是病毒。”病毒是微生物中最小的一类，没有细胞结构，因而具有专性寄生性，必须在活细胞中才能增殖，并按照自身基因的指令通过吸附、侵入、脱壳、生物合成、组装和释放过程完成复制新的病毒。根据不同宿主，病毒可分为动物病毒、植物病毒、细菌病毒（噬菌体）和拟病毒（寄生在病毒中的病毒）等多种类型。人类之所以称其为“病毒”，是因为它经常以“魔鬼”的身份侵害人类。地球上的病毒不仅种类多（已知的约5000种、其总数可能超过百万），而且数量巨大（人类总数的万倍以上），其可怕的“毒力”令人类恐惧。除了病毒，细菌同样是让人们“谈微色变”的“生物恐惧”来源之一。我们生活在一个细菌无处不在的地球上，细菌不仅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体，而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其中的致病菌或病原菌一直是人类可憎可恨的“敌人”。

当我们考察微生物给人类带来的益处时，微生物便是“天使”。微生物与人类结成“生命联盟”后，越来越多地成为了人类发展的重要帮手，有的甚至成为了人类“敌人的敌人”。例如令人憎恨的病毒也有着其促进地球生物圈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流的积极一面。在生物系统进化的不同物种之间，病毒有助于基因传递；在生态系统平衡的碳循环过程中，病毒发挥了杀死细菌释放碳以供其他生物使用的功能；在光合作用中，有病毒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参与；在整个现代生物体的进化史上，病毒一直是“持续而丰富的存在”，并且不断呈现其与宿主的相互作用及共生关系。同样，令人烦恼的细菌也有着其成为人类得力“帮手”的一面。在人的肠道里，大约有超过数万亿个细菌组成的肠道菌群，不仅帮助人体进行食物消化，参与能量代谢，还对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发挥积极作用。另外，人类还利用噬菌体制造抗生素应用于临床，利用细菌如酵母菌及其他种类的真菌一起用于发酵食物等。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应用于工业、农业、生物制药业、能源业、环保业、食品业等的微生物产业实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微生物将会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益处。

 

微生物威胁：“传统”抑或是“非传统”

“非传统”是一个与“传统”相对的概念，非传统安全表示全球化时代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以外的安全领域的凸显，如经济安全（含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石油安全等）、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含人口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当然在全球化时代，传统安全也在不断“非传统化”，如军队应对非战争威胁、认同危机消解政权合法性等，同时在人的安全普遍受到重视的今天，核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海洋安全、极地安全等越来越具有了非传统安全的内容。虽然微生物对人类的危害自古有之，在时间维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安全威胁”，但在全球化时代，微生物威胁与传统安全中的军事战争相区别，又与全球性安全威胁相关联，因而在性质上则被归入“非传统安全威胁”。

通常，传统安全关注的是直接威胁主权与政权的“高政治安全”，因而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较多的被视为传统安全领域。从军事安全来看，“微生物战争”才是涉及高政治的高级别安全威胁。微生物一旦与生物战、基因武器相关联，微生物安全则是一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交织安全”。因此，从国家安全维护来看，生物安全尤其是微生物安全更多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安全领域。

“宏观安全化”是国际安全研究学者巴里·布赞在《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其含义是国际安全议题的形成，即某一个国际性重大安全事件发生后，这一大于国家的安全议题被众多国家所认可且形成了国际性决议或协议并共同采取行动的过程，就是一个宏观安全化的过程。巴里·布赞认为，全球环境治理、全球气候变暖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等都是积极正面的宏观安全化，而以往的美苏冷战、以美国划界的全球反恐等则是消极负面的宏观安全化，特别是“国际安全研究共同体”的分裂，导致的“国际安全研究或许会转向‘国家化’模式，每一个国际安全研究共同体更多地出于它们自己国家政体的政策关注而非公共议题开展研究”令人存忧。

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相应，微生物威胁经过WHO等国际组织的“宏观安全化”，上升为全球优先性的安全议题，是由于其具有生物安全威胁共有的非传统安全特征：威胁传播的跨国性、难以防控的扩散性、威胁影响的潜伏性、与相关安全因素的交叉性等。微生物安全威胁作为生物安全威胁的主要内容，不仅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而且还具有危害暴发性与不易控性。微生物安全威胁之所以被迅速“宏观安全化”，是因为它给人类带来的是“生物安全灾难”，如传染性疾病引发的“非常态危机”，生物实验中的“非常态风险”，生物变异带来的“非常态灾难”，生物战运用的“非传统战争”，生物入侵中的“非常规灾害”，生物恐怖导致的“社会性恐慌”等。

微生物与人类紧张关系的实质是“非传统占争”。《孙子兵法》中孙子提出的“止戈为武”可以作两重含义的解释：其一是执戈而不用，执戈是一种能力与威慑；其二是去戈而行之，无戈是指非战争形态的竞争与竞合。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关系，大多是第二种的“止戈为武”即“占争”（occupation but no war）状态，即通过生存资源的不断“占有”以最大可能地“争得”其生长繁衍与进化。

人与微生物之间共存、共生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面对“非传统占争”，“人类的最佳选择是与非人类物种的和合共生，努力让微生物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朋友’。如在工业领域，利用微生物特性可实现发酵、合成单细胞蛋白；在农业领域，微生物作为生物农药与生物肥料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维持生态平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用于废污水处理的生物学途径充分表现出其经济性、有效性。可见，和合共生能够有效消除人类对于‘非传统占争’的恐惧”。微生物对人体健康带来积极影响，事实上除了人类，微生物如病毒等与动物、植物均有着漫长的共同进化史。

微生物安全：“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

人类在数百万年的演化中与微生物相伴相随，但人类在很长时间内并不知道微生物的存在，直到人类发明了显微技术以后，才具备识别微生物的能力。人类与微生物从最初的相互冲突对抗到后来的相互融合互利，创造了既彼此“占争”又相互“和合”的历史性史诗。人类历史曾经有过的巨大灾难性瘟疫，造成了人对微生物因某种历史记忆而存有的“恐惧”，麻风、天花、肺结核、鼠疫、流感、霍乱……这些瘟疫给人类文明造成了严重损失，以至于瑞典病理学家福克·韩森（Folke Henschen）这样描述道：“人类的历史即是疾病的历史”。

如今“微生物与人类安全”已成为人类生物安全史的重要内容。随着人类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微生物世界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微生物抗药性也在奇迹般地加强，这使得人类出现了“无药可用”的窘境。面对微生物安全威胁的挑战，当今时代公共卫生安全越来越成为全球非传统安全的优先议题，并且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关系日益紧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大卫·费德勒（David P. Fidler）为了分析国际政治和病毒微生物挑战之间的互动过程，专门创造了一个新词——“微生物政治学”（microbialpolitik），并认为传染病造成的严重问题是：基于病原体能消灭核心人口基数而对一国经济与政治稳定性造成威胁，因而理解传染病控制的国际政治或“微生物缘政治”变得十分重要。为此，大卫·费德勒指出：“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埃博拉病毒、SARS、H1N1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等传染病随着便利的交通迅速向世界各地传播，微生物不需要携带护照也无需跨越主权国家的地缘政治边界便足以削弱单个主权国家对公共卫生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得一国内部的个人和公共卫生事务越来越成为全球的公共性事务，加剧了国际社会在生物安全方面存有的共同脆弱性。基于世界各国在卫生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性，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全球卫生治理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共同政治承诺的合作议题”。再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为标志的微生物对人类的侵害为例，微生物对人类的侵害及因其不可预知与不易控制带来的恶性影响，使得人类对微生物威胁的极端恐惧有所加剧，甚至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恶化而在全球蔓延。人们发现，生物世界的异在性不容人类小觑，生物攻击的不确定性也凸显着人类生存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满复杂性、危险性和不易控性。

生物安全立法与全球安全治理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使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生物安全”的维护，重视微生物安全的研究。我国于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其中对“病原微生物”“微生物耐药”“生物武器”“生物恐怖”等作了清晰界定与阐释，并有针对性地把“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专门列为一章，内含有十一个专项条款，除了把“评估抗微生物药物残留对人体健康、环境的危害，建立抗微生物药物污染物指标评价体系”等列入法律之中，还专门设有多项违反本法规定的不同程度责任追究以及刑事责任追究条款。

微生物安全作为一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安全领域，与生物安全一样呈现出重要的场景性与紧迫性。“从低政治到高政治的序列进行生物安全的场域类型划分，可将其划分为六大类型：生物疫情、生物实验、生物资源、生物入侵、生物战、生物恐怖。与生物疫情安全相关的主要内容有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等；与生物实验安全相关的主要内容有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管理等；与生物资源安全相关的主要内容有：人类遗传资源与生物资源安全管理等；与生物入侵相关的主要内容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微生物耐药性等；与生物恐怖相关的主要内容有：防控防范各种类型的生物恐怖袭击等；与生物战相关的主要安全内容有：防御生物武器威胁，防止任何形式的生物战争等。”在生物安全的场域类型中，微生物安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将微生物武器用于“看不见的战争”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现实威胁。由此，生物国防、生物疆域、生物威胁、生物恐怖、生物战争、生物安全防备、生物安全战略等概念相继被提出和使用，微生物安全越来越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优先内容。

安全，是人类在意识觉醒之后，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存在的深层思考。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就人类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说，“安全”一直与人类的生存演进相缠绕，并且伴随人类命运始终。人类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类安全史”，为此，人类学家丹尼尔·戈德斯坦（Daniel M. Goldstein）说过：人类学史本身可以按“安全史”进行重写。微生物在生物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且与人类的安全紧密相关，微生物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必将有助于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粮食危机、能源短缺、资源耗竭、生态恶化等问题”。微生物与地球生态共命运，并且与全球安全治理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与时间上的紧迫性，因而是当今人类生物安全维护的重要方面，也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时代性议题。以非传统安全的理论视角，对微生物与人类安全关系进行反思，有利于微生物安全的研究与生物安全的多方位维护，也有利于加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构，即使人类在未来开展太空探索，“太空微生物”（Space-Microorganism）的“前景化安全”（Foregrounding security）仍将是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前沿性安全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