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鹏:控碳,不控能
近期,盘古智库经过密集、细致的地方调研,发现各个地方政府对能耗双控工作都是坚决拥护,高度重视,积极作为,在想尽办法控制能耗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是,能耗双控的硬要求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面对刚性约束下的能耗指标缺口,计划中的新增项目无法实施,甚至一些已经开工生产的企业也要被限电或者关停。能耗指标,几乎成了限制地方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和GDP增长的唯一指标。诚然,通过能耗双控的硬杠杠来限制两高企业的发展,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一些值得进一步厘清的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方正常发展经济和企业合规发展的积极性,必须予以纠正。
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把降低能耗、节能减排与控碳减碳、实现碳达峰的国家战略完全等同,这是值得商榷的。要区别二者的差异,核心是要认识到,人类使用的多种能源中,有些是会产生温室气体的,有些则不会。
人类在控碳减碳的过程中,有两个主要路径:第一条实现路径是要提高现行能源的使用效率,限制能源使用总量。毕竟,现阶段我国能耗的主体还是会产生温室气体的化石能源。2019年,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依旧达到了83.7%。这也是现阶段很多人把节能减排等同于控碳减碳的主要原因。第二条实现路径就是要不断提高风能、光伏、水电、核能等不会产生温室气体的能源使用量在总能耗中的比例。当这个比例提高到足够的时候,我们即使不再限制能源消费,也可以实现控碳的目标。这也是这两个概念的核心区别。
2020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讲话,指出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就是在沿着这两个路径努力前行,既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又要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
从人类历史上看,人类的发展就是伴随着占有和使用能源的种类、品质、数量的提升而实现的,每一次能源革命就是一次经济革命或者产业革命。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也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中国是人口大国,从人均能源消费量的角度看我们的能耗强度不高,但是总量加起来就不少了;中国也是后发的发展中大国,从近期每年的角度看我们的碳排放量很大,但是从历史累计的角度看就不多了。所以,要更加警惕的是国际上一些要求中国限制能耗总量的声音。现阶段,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仍是第一要务,实体经济发展就是需要大量使用能源;我国是人口大国,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国家人口生活水平存在差距,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需要大量消耗能源。基于这些原因,我坚定地支持通过不断提高清洁能源占比的方法来实现减碳控制之路,要按照减碳,但不控能的思想严格区分节能减排和减碳控碳的差别。
在推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其核心要义是既努力削减化石能源使用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仍不损害经济发展。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中,清洁能源已经得到了大力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快速降低。但是,在实际发展中,在大量经济部门中化石能源的使用仍要保持在一定水平,以保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连贯性。这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决定的,也是符合基本国情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因为追求碳达峰战略的实施,开始妖魔化化石能源,更不能不顾客观实际、不顾科学规律的要求降低化石能源消耗量。
相应的,我们需要的是制定更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和精细、接地气的政策,来区分控能耗和控碳排放的概念,鼓励提高能源消费的效率,鼓励逐步提高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在控制碳排放的过程中做到促进产业发展,提高群众生活水平,总能耗量有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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