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整体感与中国性——20世纪边政研究中的边疆—民族论述及其折射的思想关系

导语：时代之变与边疆—民族议题

宅兹中国，在疆与民。边疆汇聚成中国的过程，以及与之并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始终是一组值得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互构性的重要议题。而如何理解不同时代的边疆—民族论述，并揭示其背后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与结构性变迁，进而认识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与边疆—民族议题的内在关联，尤其是在巩固和发展边疆的过程中，对民族议题的整体性思考如何对王朝或国家整体结构产生影响，就凸显为一个相当具有探讨空间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边疆观经历了一个历时性的变迁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与民族观产生了复杂关联。在实践层面，中国古代传统边疆观实际上呈现了古人对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内外关系认知的总体结构。具体而言，服事观与华夷观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中国古人的边疆认知视角。要言之，服事观作为一种整体观念，肯定了单一的政治统治核心的存在及其社会作用，并折射出一种由核心逐步向周边扩散的政治结构，在其中呈现出从“治”到“不治”的过渡状态，并由此形成若干政治层次，而这些不同政治层次之间的界限就是“边”；华夷观则呈现为一种与边疆民族议题相关的复杂思想体系与分类基础，并与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实践息息相关。历经元明清三朝的系统延续，服事观与华夷观开始逐步融合，并形成一种建立在疆域版图划分基础上、以区域治理与族类政治为特征的边疆—民族治理结构。其中，清朝所扮演的角色尤为突出，故而魏源有如下的概述：“《天官书》曰：‘中国山川，其维首在陇、蜀，其尾没于碣、渤。’盖东方出《震》，天地所以成终而成始。旁薄郁积数千年，以有大清国。”在继承以前诸朝边疆治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清朝经由制度性的创新与实践，开创了自身独特的藩部治理模式，在中国古代实践的历史空间中实现了效能的最大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我们理解整个边疆与民族结构的地理空间与基础。

基于领土主权的近代国际关系一方面奠定了国家间的互动特征，另一方面则限定了国家的内在认同空间与基础。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敏锐地指出：“领土界线本身即可获得一种显赫的地位并为其公民带来强大的归属感，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就是这些领土性的认同也不能不建立在某种虽有争议但却是传承下来的对诸如‘中原’或亚利安国之类的故乡认同的叙述结构之上。现代民族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内容是世代相传的有关群体的历史叙述结构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性话语之间妥协的产物。”进入近代，中国外部地缘环境发生巨变，原来具有南北指向的广义农耕—游牧关系不再成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西方殖民势力的入侵迫使中国对边疆问题及与之相关的民族关系的认知面临转型，传统的服事观与华夷观逐渐失却原有的内外部环境，既有的藩部治理结构日益受到周边与域外邻国的冲击，知识界需要面对来自外部的新挑战，认识并思考这种古今之变中的边疆民族议题，并理解这一议题同中国政治经济层面上的独立与解放的内在关系。

近代世界中的帝国秩序与地缘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控制关系，而在这种控制关系下边缘国家与其社会内部混乱的、被各种外部因素所影响和制约的结构与秩序，构成了我们思考和理解边疆—民族要素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基础。对此，正如德国著名的左翼思想家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所揭示的：“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转移剩余价值而引起积累方式和剥削体制发生变化这一事实，也就成了一种体系性关系的明证。因加入剩余价值转移组合而结成政治同盟和（或）发生冲突这一事实，同样被视为一种体系性关系的明证。根据这一原理，如果不同的 ‘社会’、帝国、文明以及其他‘民族’之间定期交换剩余价值的话，这些‘社会’、帝国、文明以及其他‘民族’也就加入了同一个世界体系。这就是说，此处‘社会’A可能不会是、也不应是未与他地‘社会’B接触前的那个社会了；反之，他地社会B可能不会是、也不应是未与此地‘社会’A 接触前的那个社会。”结合整个东亚与中国的近代转型历程来看，这种深刻的时代变化，不仅有着复杂的地缘背景，更存在一种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结构性变化，它标志着传统东亚社会与既有朝贡秩序的历史性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基于古代经验的边疆与民族关系实践处于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在不同程度上被世界体系化的进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中，面对近代以来诸如鸦片战争、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国知识界如何系统性地认识和思考整个文化层面上的定位问题，尤其是边疆民族方面如何捍卫中国立场，进而避免被卷入一种被殖民化的、以帝国主义为中心的世界（区域）秩序当中，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知识界对于边疆事务认知的近代转型成了中国边疆—民族叙述及其实践资源的三大来源之一。作为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研究热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政研究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意义深远。从那时起，中国知识界开始真正面对和思考中国边疆与中华民族如何迈向未来这一问题，在探寻对象上不再局限于对既有历史经验的追索与迷恋，而是逐步正视中国边疆社会与民众当时的生活场景，去理解边境社会内部与作为整体的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可以说，对中国边疆区域的整体感和始终不曾忘却的中国性，成为当时中国学人理解和认识广阔边疆区域及边疆社会的前提与基础。而在这当中，如何理解和认识边政研究中的民族与边疆论述，揭示这些论述所呈现的内在关系，并分析其中关于如何形成具有整体性的中国叙述及其不同实践路径的争论，进而理解这一时期的边疆思想史走向及其特征，就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关键问题。

一、国难与学术：边政研究的时代基调

近代的中国，灾难深重。鸦片战争带来的巨大冲击，深深刺痛了作为“开眼看世界”先行者的魏源，使他在1842年发出这样的呼喊：“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虩然以军令饬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事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次第而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更令近代边疆危机全面爆发。“及至鸦片祸起，割地赔款，遂使外人知我国家之柔弱，政府之无能，纷至沓来，皆挟其所欲而去，夺我藩属，割我良港，造成空前之耻辱，贻吾族以无穷之患难，吾人述此期之情形，诚不禁心痛神怆也。”这种前所未有的困局，震撼了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迫使其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昔日的边徼之地与边远之民上来，从而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知识界认知边疆及生活于其上的民族群体的知识空间，进而使中国知识界了解到国际因素所具有的内在影响。正如顾颉刚在1936年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概括的那样：“国中经此数度戟刺，遂激起一班学人跳出空疏迂远之范围而转向于经世致用之学术。边疆学者，经世致用之大端也。”在此背景下，以西北史地学为代表的学术旨趣，以祁韵士、张穆、魏源、龚自珍等人为代表，“时代略衔接，相为师友，而流风所被，继声颇多，兹学遂成道光间显学”，形成了近代以来中国学人边疆研究的第一波浪潮，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爱国意识与知识准备由此萌发。

漫长的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尤为重要。究其原因，在于它一方面继承了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东方世界的压迫与控制结构，另一方面则呈现出内在的革命性特征，新的因素正在萌发，新的秩序正在生成。“20世纪的革命力量不是一个国家内或区域内的独立存在，而是在‘薄弱环节’展现自身，具有深刻国际联系的民族、阶级/阶层和区域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内部蕴含着一种正在被解放的力量，尤其是一种超越王朝、以国家为认同基础的群体共同体结构的形成。与以前依旧在既有的王朝秩序下去思考边疆并试图回归历史辉煌的西北史地学所不同的是，20世纪的边疆研究更正视当时的世界格局，已经从整体上转向国家秩序的框架，开始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维度思考和理解中国的边疆，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所强加的边疆危机与压迫秩序问题，强调新的道路与新的未来，从而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1905年的运动终于唤醒了亚洲。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波高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政研究具有了时代与议题上的超越性，它开始直面20世纪的革命与解放议题，尤其关注当时处于世界秩序边缘的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地位，并通过自身的调查与研究来探寻中国与中华民族在后续的世界之变中可能获取的新地位与新未来。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华，不仅唤醒了中国人民，更催生了中国知识界和公众层面对作为国家的中国与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认知，经由边地的实地调查与科学撰述，在学理和知识层面进一步构筑关于中国边疆以及中国整体的认知结构。正如林耀华所回忆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日本积极鼓动和策划蒙满独立，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以吴文藻为首的前辈学者随之掀起边疆政治研究（简称边政研究）以示对抗。”知识界的共同期待，促成了“我国研究边疆学之第二回发动”。顾颉刚进一步指出，时局的迫切促使研究者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隅，他们“乃扩大地理沿革之范围而及于民族史、边疆史，半月刊屡出专号，讨论东北、西北、蒙藏、南洋诸方面事故，又集燕京师生立边疆研究会，以假期从事旅行调查，平日则一星期开一次讲演会，选延一二边疆人士之游于北平者及内地人之为边疆学者分主讲座，以是因缘，得广与远宾交，而诸同人之边疆知识亦日趋系统化”。可以说，政治形势的急速变动，改变了边疆研究的既有路径，使相关的讨论超越了既有的地理沿革等先前西北史地学涉及的主要议题，进而关注更具区域性和时代特征的研究对象，诸如东北、西北等指定区域。研究者出版相关研讨文章，并进行相关的调查活动，“甚望以监禁方式施之研究室，以充军方式施之于旅行考察，使我胸中久蓄之问题得告解决而系统之著作亦可完成，此生便无憾矣”。所有这些，尤其是将东北、西北、蒙藏、南洋等放在同一个议题和同一种关怀下关注的研究，是对以前仅就边地谈边地这一传统的反拨，从而超越了既有研究中的地域观与区位观，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理解和认识边疆思想与边疆实践的整体性及其与中国议题密不可分关系的重要基础。

关于边政研究的整体梳理，诸多学者有过相关的著述，对具体的内容、研究方法、阶段特征等都作过专门而详细的分析与梳理。这里要强调的是边政研究相关实践的路径问题。在具体实践中，学者之间具体旨趣的差异体现在边政研究的相关思路上，由此呈现出不同的路径与历史轨迹。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禹贡》半月刊，其内容也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从沿革地理向边疆史地转变的态势，这种变化，除了受学人自身专业知识领域的影响外，与日本全面侵华之后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当时知识界对西方科学与科学方法的理解也存在紧密的关联。此外，有研究者还分析了这一时期边政研究的复杂面相及其背后的议题与思路之别，并认为这一阶段至少存在五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化的学术理论与阐述路径：其一是顾颉刚的“边疆学”；其二是杨堃的“边疆教育学”；其三是杨成志的“边疆学”；其四是吴文藻的“边政学”和杨成志的“边政研究”；其五是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学”。这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边政研究内部关于“边疆”“边政”“边疆教育”与“边疆社会”等基础性概念及其论证上存在的多重解释与争论。在当时边政研究如火如荼的情境下，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解释与争论实际上代表着不同的思考方向，其中始终被关注而往往被我们的学术史所忽视的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边疆”这一以前未被专门关注的学科新对象，围绕边疆的社会学研究和基于社会与问题的边疆研究都由此生发。总体而言，回望中国历史上的治边实践与经验教训，并结合社区研究与边区研究的现实状况，来认识具有历史连续性的边疆议题与国家安全问题，是当时边政研究学者们共同的追求。

在这当中，边政认知层面的两种期许值得我们关注：

其一，对历代王朝的既有治边实践进行归纳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当时中国的边疆社会与群体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既有治边政策与现实边疆状况的关系。例如，早在1934年，陈炳光在其《清代边政通考》序文中就这样写道：“我国蒙藏回疆，地方辽阔，民族、语文、习惯，各有不同，政治、宗教，亦各具有特殊历史；益以今日边疆环境之严重，民族思想之庞杂，当国者欲以此为对象，而谋庶政之设施，并创建其一切制度，以为相循相维之根据，良非易事。……考历代治边政治之比较完备者，莫过于前清，且去今未远，情势相侔；而前清一代之典章又莫不备于会典。其书记载典制文物，同于律令，前清各种则例之产生，悉根据于此，实亦可谓为清代之根本大法，理藩则例即其一种。民国十八年八月曾经司法院交最高法院解释，认为特别法之一，在未经颁布新特别法令以前，酌予援用云。凡初读此种则例者，若非探讨其渊源之会典，往往莫明其意义，是亦不仅为研究者之资料，抑亦治事者所必需也！”这段话论述清代典章制度之意义，并强调其对边疆治理的重要价值，正说明作为历史资源的清代边政遗产，得以在具有延续性的中国时空中继续沿用并发挥作用。这是边政研究中最具政策实用性与历史延续性的方面，其影响极为深远。

其二，边政研究更多地具有某种“刺激—回应”的色彩，并呈现出边疆—民族间的人—地的关联。这一方面是因为边疆史本身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近代史的边疆投射，因此，要了解20世纪边政研究的时代特质及其内部的实践路径，就无法脱离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把握；而另一方面，要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这种内在的回应动力，中国边疆的保全与中华民族的团结是必须考虑的两大因素，对广阔的中国边疆地区的坚守与捍卫确保了全民族抗战的地理与物质基础，中华民族的团结则构筑了当时和其后国家群体认同与共同对外认知的前提。这种基于人—地关系的时代经历，使当时的边政研究者始终不忘群体与土地的内在关联，并进而思考中华民族与其所生活的中国大地密不可分的联系，以此形塑了超越传统西北史地学、具有更强烈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指向的边政研究传统，这种传统深深地嵌入近代以来中国议题的现实状况与学术思考当中。

二、群体团结与共同抵抗：边政叙事的两大传统

作为一种时局所催生的研究热潮，20世纪的边政研究自然无法脱离时代因素。如何思考和认识基于近代变局的中国及其边疆安全、民族发展问题，成为当时学者关注的重要命题。基于国家危亡与民族存亡的大背景，团结与抵抗成为20世纪边政研究叙事中的两大传统。细言之，团结，在于超越单一族类的群体的团结，这是对当时外部时局与内部变迁历程的回应；而抵抗，作为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内反帝运动的基本态势，结合中国特殊的实践语境，在国家危亡与振兴的过程中成为全体民众的共同使命。这一时期的边政研究，正是这一历史进程在学术层面的折射。

清朝的覆灭与民国的建立，是20世纪上半叶的大事件，但这两大事件的意义更多地限于国体与政体之变，就整个世界格局以及中国边疆—民族所处之环境而言，却并没有带来趋势上的好转，旧的边疆危机依旧存在，新的边疆危机接踵而来：1911年外蒙古在沙俄主导下策划“独立”；1914年唐努乌梁海地区被沙俄霸占；1913—1914年英国主导西拉姆会议，企图诱使中国签订所谓的《西拉姆条约》，并染指西藏事务。1910年《地学杂志》创刊号中的一段文字，代表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爱国学者对于国家边疆安全的省思：“人生缘大地以为食息，聚国族以谋生存。而天演剧烈，势不能各守封疆，无相侵夺，而每每员舆。实与民族为消长，日辟百里，日蹙百里，固随其人之自取。……近世以来，持帝国主义者，类能浮海辟新地，以蕃殖其种族；而我国地大物博，坐资强敌，外交失败，边事日亟，虽欲划疆自守，聊固吾圉，而犹不可得。”这一论述，已经超出了自然科学所谓的中立与理性，充溢着浓厚的家国情感与强国期许，如今，我们读来丝毫感觉不到历史的阻隔，恰恰说明其与时代精神的某种契合。在文字表述方面，将土地与民族一体化叙述，并强调国土沦丧与民族危亡的共时性连带关系，从而告诉我们：为了能够保全国土，我们就必须实现民族的团结。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民族结构话语的环境下，地理学层面的这种表述实际上已经隐约触及疆域版图与民族结构同构性的现实基础与历史事实。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从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一步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最终激发了全民族的抗战。与此同时，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全面认识中国边疆—民族议题，并进一步推进对边疆之于中国、民族之于中国重要意义的理解的关键时刻。在这种大背景下，求得中国内部的团结、中国内部各区域的团结以及中国内部各个群体的团结，就成为当时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赢得抗战的胜利。

这种认知，同样呈现在边政研究的话语当中。1937年1月，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内涵进行了新的解释，指出：“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在这个民族里的……他们的利害荣辱是一致的，离之则兼伤，合之则并茂。”我们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理解这一论述，并认识这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集体认同所必然具有的时代特质。他还通过《禹贡》杂志，论证了“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土”的相互对应关系。一方面，我们通过对外部帝国主义的共同抵抗来捍卫国土，进而团结生活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中华民族；而另一方面，则经由中华民族的内部团结，以更好地在抗战洪流中发挥“团结之力”，真正实现领土的光复与巩固、国家的独立与解放。

以此为契机，当时学术界开始强调由“五族共和”转变而来的新的国内民族团结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于边疆—民族结构的理解也经由这种外部环境的转变而出现了新的变化，那就是从单纯强调族际关系转为兼重地缘与群体关系，并以此认识整个中国内部的人—地关系变迁。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语境中，“边疆”与“民族”都还没有成为一种具有明确的政治与学术界线的分类，尚处于一种语义的微妙转换过程之中，近现代用法与古代传统用法往往混杂使用，就如柯象峰在当时的论述中所指出的：“在中国而言边疆之研究，盖不仅以与邻国接壤之区为限也。……我国边疆之研究，应为一较广之范畴，即除边区各广大之民众外，边省内地，未竟同化之民众，以及在可能范围内，邻近有关之各地民族，均可加 以研究。如欲为便利研究计，加以划分，以求分工合作之效，则可用两种标准作分类之根据：（一）地域的分区法，以地理上的地位为分区研究之标准，（二）民族的分类法，以民族的单位为分区研究之标准，以及（三）掺用以上二者之分类研究法，即兼顾地理的与民族的二因素，对于作比较的研究时，尤为便利。”而在作者后续的列举中，存在今名与旧名混用的 现象。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学者之间在议题讨论与争鸣的过程中出现某些基本语义层面的分歧，因此，在诸多貌似关于同一议题或者概念的论述中，不同作者实际上所呈现的意义指向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团结作为一种充满有机感的实践方式，经由外敌入侵的外部环境与共同认同的内在动力，而成为铸牢整个中华民族结构及其内在的边疆—民族关系的关键要素。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中，顾颉刚继而指出：“我们不仅要在名义上团结，更不可在私利及压力下强迫团结，而要在同情和合作中作真诚的团结；我们要生活在相互和平之中，以求共同的存在，同样在天壤间取得独立自由的地位。”他从物质、精神和行政三个方面论述了增进团结的相关举措，那就是经济的建设、文化的建设以及边地人才的培养。经由这些方式，中国既有的边疆地域与民族群体得以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经由抗战的熔炉而进一步凝聚起来。

在日寇步步进逼、国土大片沦陷的背景之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国家的安全，实际上成为当时的一体两面。在群体团结之外，共同的抵抗也是应有之义。从地域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日军进攻的日益深入，中国的边疆地区日渐成为坚持抗战的大后方与重要基地。“抗战发动以前，我们对边疆的认识，比较广大，好像广西、贵州、西康、青海等省，都是我们的边疆，因为这许多省份，过去和中央的交通关系，并不频繁，所以把它们当作如此观，可是现在因为战局的变迁，中央政府移到了四川的重庆，和以上各省比较接近，而以上各省，都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重要根据地。”当一大批中国学者投身边政研究的时候，他们所认识和探究的边疆区域，正在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抗战伟业的动力基地。

为此，顾颉刚在著名的、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的末尾写道：“你们应当不怕艰苦，学会了边地的言语和生活方式，到边地去埋头服务，务使一方面杜绝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把野心家及其流毒一概肃清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边地同胞的知识，发展他们的交通，改进他们的生产，传达内地的消息，搜集了他们的历史材料而放到全国公有的历史书里去，使得中原和边疆可以融为一体，使得将来的边疆只是一条国土的界线而不再是一片广大的土地。”抛开围绕这一议题的学术争论不谈，这种用笔墨凝成的团结与抵抗之力，构成了边政叙事的两大传统，也成为我们理解这一时期边疆—民族论述得以生发并形成共识的思想基础。

三、人与物：理解边政研究中边疆—民族关系的基本要素

概括而言，20世纪之前的中国边疆研究，王朝结构依然主导，缺乏整体性的国家观，学者所关注的往往是单一区域的事务，忽略了对边疆整体及其各区域关系的分析，比较侧重于对边疆治—乱逻辑、过程及其与王朝关系的梳理。进入 20世纪，随着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与新知识概念的引入，知识界开始将边疆当作一个重要的学术认知与考察对象，并意识到其在理解和认识国家形成与认同构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边疆之重要，近年国人已颇多感到……注意边疆，已为共同意识，但使国家因势利导，且有设计与分配工作之机关，则以其基础之学识与使用工具之能力均远胜于道光间人，此第二回运动之收获必远 胜于第一回可断言也。”这种以20世纪30—40年代边政研究为代表的“第二回运动”，经由对以前被“第一回运动”所忽视的边疆社会、边疆人物的细节性观察与揭示，开启了对中国整体社会与边疆区域关系的理解，并以此激发了对边疆社会参与者的“人”与沟通边疆各民族生活的“物”的分析与研究。

吴文藻先生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认为，在民国之前，只有涉及谋划边政的策论，这属于传统科举的内容，而缺乏专门研究边政的、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专科性学问。在日本强占中国东北之后，国内才有少数几所大学建立了边政学系，专门应对相关问题，但依然缺乏相关的边政学学科。他列举了边政学的两大重要意义：“第一，在本国的意义：中国这次抗战，显然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而不是国族内某一民族单位的解放战争。……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是我们现阶段的理想。而如何促成民族国家的组织，此种伟大事业，一部分就有赖于边政学的贡献。第二，在国际上的意义：中国是反侵略的先锋，是抵抗强权的领导，亦是被压迫民族伸张正气打倒暴力的表率。……如何能使世界各国都信守民族一律平等的要义；如何能使吾国的王道文化精神，英美的委任统治观念，以及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相互融会贯通，成为一个共同理想，以跻世界于大同，这便是边政学在比较研究时最大的贡献。”为此，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他强调了思想、事实、制度、行政等四个部分的重要性，以及这些部分的相互关系结构：“有思想有结构，以思想支持结构，以结构实现思想，即谓之制度。人类本思想而决定政策，本政策而建立制度，必须制度建立以后，才能使思想见诸事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经由管理，方能确立起推进有关政策的技术与方法。而在这一过程中，相关边疆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行政部门的政策实施，成为成功实施边疆治理政策的关键所在。他尤其讲道：“对外所谓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对内即是国内各民族的统一与协调，亦即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的统一。”在这一论述中，吴文藻实际上明确了具体的人在实施相关制度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并揭示了国家与地方行政协调统一的重要性，因为人需要在具有整体性的行政结构之间活动并发挥主观能动性。

进一步而言，如何分析“人”在边疆内部的结构性位置，是一大关键。“今日我人之边疆的边疆问题，是在‘齐民’‘同土’的观念下，求其治理；我人于边疆地带或边疆区域之人文的地文的种切，自不能不承认其各有其时代的迟滞，各有其地理的阻塞；……我人于我人先民所写下关于‘边’的‘人物志’和‘地方志’，在‘时代进化’的认识辩证下，是另有新的见解。针对现实，辨识时代，我人今日之边疆的边疆问题，是在以‘人’的问题来处理‘地’的问题，换言之，必得就‘边民’问题来探讨‘边地’问题，才可以谋求合理而适当的处理。”当时学者的相关讨论，使这一问题具有了普遍性意义。理解边疆社会的独特性，方能理解边疆的近代转型与知识重构过程。如田耕所言：“对吴文藻和费孝通来说，一方面，无论从社会构成还是从政治构成来说，边疆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这种完整的世界，并不是保留内地已经被现代化消除的本来面貌的‘初民社会’，而在于其将内在各部分关联起来的功能结构。另一方面，正因为如此的整体观不构筑在任何文明论的基础上，这个整体不是幽闭的，而要面对活生生的现代经济的变化，着眼于西南的政治眼光、口号和学术运动也构成了这个地域最重要的现在时刻。学者需要打破政治史的中心—边陲观念，重新构造各种比较类型，在新的知识视野中将边疆带回。”在吴文藻和费孝通的理解之外，我们也需要在其他边政学者的知识视野中寻找边疆所具有的关联性位置，进而揭示其内部社会的复杂样态。

边疆社会，在当时边政研究所揭示的中国抗战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李景汉曾这样区分抗战时期的中国地域社会类型：“大致说，目前的中国社会可分为四个不同的区域， 即游击区（包括沦陷区）、前方（即战区）、后方与边疆。在各区域内的调查研究，应各有其不同的注重点。……边地的社会情形，尤为复杂，向为国人所忽略，故宜为今后特别注意的调查区域。这样来完成对于全国社会情形整个的认识。”对边疆社会的分析与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当时的跨民族知识体系，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构成了从边疆社会到具有整体性的中国社会的认知路径。

在这当中，“边疆人”与“边疆之物”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焦点。例如，以边吏为例的“边疆人”，其角色及作用常常不是我们的边疆—民族关系框架所关注的要点，而往往只是作为简单的行动者或者事件要素存在，但实际上，他们实实在在影响着边疆社会的运行，并以特定的大事件塑造着某一时期的边疆—民族结构框架。“国人之论边疆问题者，辄归咎于往昔边政腐败，然边政之腐败，实由于边官之庸碌。边政之良窳，与边官之贤否互为影响，其理至明。然我国边疆何以多庸碌之官，边官是否均为庸碌，则当有一公允之论评。”如何揭示这些“边疆人”所具有的联结边疆社会与作为整体的全国社会的关联性，就成为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同样，如边茶等“边疆之物”，于当时的语境中也在生成新的意义，构成了我们理解茶马互市、茶马古道、西南民族走廊等与整体国家治理和经济制度的重要维度。如当时论者所言：“中土饮茶风尚，既流传于塞外之后，成为边地各民族日常所必需，除在茶马易市之外，又有系于边政之重心，故政府严行统制管理，而为驭番固边之策……今者边茶边销政策，自应废除旧时之控驭羁縻之观念，而以边民生活福利为前提。”

四、结语：基于“人—地”关系的边疆—民族结构与中国整体观的确立

近代中国接续古代中国，却面临新的外部环境，由此生发新的议题。经数千年历史形成并在清代前中期基本奠定的中国疆域版图，以及历代王朝的实践所生成的边疆民族治理体系，在19世纪中期之后被迫面对一个被西方殖民秩序所形塑和改变的外部环境，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与现代性相关的边疆与民族议题，随后在民国时期，形成两者的互构，所谓的“边疆民族”议题后续正式形成。而如何理解中国古代与近代在边疆—民族结构上的延续性，以及这种历史延续背后呈现的差异与变化，就成为当时知识界不得不回答的重要议题。

当然，这种情境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具基础性的地域与文化认知传统。钱穆先生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情境，有这样精到的概括性评论：“中国秦汉大一统，基址稳固，这是一个文化凝成的民族国家，精神贯彻到全国的大疆境。此后虽有五胡乱华、印度佛教传入，但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方案、大图样、大间架，依然保存。只加一番提撕、调整和充实，即有隋唐文化之再生。外面力量转不过这一个大体系之内在精神，终于为此大体系所吸收而融 化。在此大图案中，小小破坏，小小修订，小小润饰，还是这一个大图案。此后经历安史之乱，辽、金、元内侵，宋明文化，一样能撑持，能再获新生。实在还是这一个图案，还是这一个间架，不过是继续提撕，继续调整，继续充实。”抛开细节方面的差异，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强调了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主轴与延续，以及这一文化不断调整充实的过程。历史不断延续，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发展与巩固，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

理解近代边政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同样无法脱离中国的历史情境。“中国与西洋各国的国情不同。中国是开化最早的古国，在五千余年间，已造成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应将中国与整个欧洲来比，才能明了中国文化悠久的意义。中国以民族协和而统一，欧洲以民族冲突而分裂。”为此，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在中华文化的绵延发展中，中国广阔边疆地区所存在的“地域—群体”关系，揭示其中的地域间关联及其背后的群体互动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边疆逐步汇聚成中国的历史过程。20世纪的边政研究及学者的努力，就是实践这一过程的鲜明例证，而正是依靠他们的坚守与付出，边政研究虽然在抗战胜利之后逐渐式微，但在此前所作的研究与呼吁，第一次使公众认识和理解了国家、边疆与民族具有相互联系的多层关系，并形成了没有中国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就没有中国边疆与中华民族的稳定与发展的共识。正如《边政公论》发刊词所言明的：“因为我国对于边疆问题，向持漠视的态度，虽然边疆与中原发生关系已肇自远古，但对于边疆问题作有系统的研究，对于边疆建设作较积极的推动，还是近年来的事情。……不过，一切的研究和学说，都应以切合时用为最终的目标，方可产生伟大的效果。故我们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治相配合。”这种意识出现、发展并成为主流的过程，是对王朝时代边裔研究中“因人定策”“人亡政息”以及边疆治理实践的临时性特质的超越。新的域外知识与概念如“民族主义”“自治”“管理”等的引入，使得近代之前一整套关于边疆与民族关系的叙述面临新的调整与转型，并在此基础上以国家为立场，构建新的边疆—民族叙事框架。在边政研究中大量展开的尝试，超越了既有的夷夏观念，开始更全面地思考基于边疆—民族结构的人—地关系问题，并经由对边疆—民族结构关系历史连续性与区域间相互关系的揭示，实现对于整体中国及其内部关系结构的认知。只有在边疆—民族中找到中国与“中国性”，我们方能够寻找到在世界中的位置。

时代总在呼唤着实践。经由对20世纪边政研究中边疆—民族关系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得以建立一种具有整体性的思想关系结构，从而认识“人”与“物”在沟通边疆与民族这两个对象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而理解这种关系结构所具有的普遍历史意义及在构造中华民族内在关系结构与中国内部关系框架中所呈现的重要价值。最终，我们会“改变昔日怕出门的习惯，使得荒塞的边疆日益受本国人的认识和开发，杜绝了野心国的觊觎。我们要把我们祖先努力开发的土地算一个总账，合法地承受这份我国国民所应当享有的遗产……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彼此休戚相关，交互尊重，共同提携，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这种期许，在那个国难当头的时代，超越了一批批爱国学者的学术分歧，成为体现他们家国情怀的共同心声。这一时代之声，传之久远，历久弥新，尤其在21世纪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头，正成为一种新的启示与精神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