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全球化语境下西方国家边疆治理的理论资源及其实践（上）

导言：边疆治理与时代精神

边疆治理是当下世界范围内国家治理尤其是大国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治理与认同框架中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在历史上，由于疆域版图的变动不居与内部群体的复杂多样，诸多域外大国都经历过漫长的边疆治理阶段，而与之相伴的，则是这些国家边疆认知层面的演化以及相关政策实践层面的转变。当然，从后视的角度来看，这些边疆治理的效果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影响了当时和如今的世界和区域地缘格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边疆治理的观念变迁及其实践历程都构成了国家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基于整体认知的国家治理理念与传统，并经此自觉或不自觉地介入到周边与国际事务当中，最终构成历史与当下世界格局的整体图景。由此可见，认识和理解边疆治理各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在全球化不同语境下西方国家的边疆治理实践及其特征问题，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边疆治理作为议题与事务的连续性及其背后所呈现的话语差异问题，并更好地理解中国自身的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提供一种可供比较与分析的思路。

具体而言，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帝国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是多方面的，不仅在于其技术与商品，更在于其诸多殖民地的行政治理实践，而随着20世纪殖民帝国时代的崩解，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一个如何面对和处理殖民帝国在当地的治理遗产的问题，其中就包括边疆治理的相关实践，不同的国家也做出了各自的抉择，产生了不同的后果。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边疆治理的话语在这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两种路径:在思想史领域，以福柯为代表，围绕着当代国家治理尤其是边疆治理，西方国家形成了关于国家治理术的相关理念与阐释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解释力，引导了知识与学术界的相关研与讨论。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各国实践领域，基于国家安全与人口流动的边疆治理原则，依然是域外各国尤其是大国在制定边疆治理政策的过程中秉持的基本理念，这是漫长20世纪所呈现的独特历史图景与实践遗产之一。

随着历史的演进，如何在一个全球化(当然也蕴含着某种逆全球化)的时代，或者具体来说，一个多种类型与特征的全球化并行的时代，来理解域外国家的边疆治理及其政策实践，这不仅仅是一个思考和认识边疆治理各国实践类型的问题，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的时代精神及其在边疆区域所投射出的治理要件与外部因素，进而探寻这些治理要件与外部因素对中国自身边疆治理所可能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曾经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而如何在当下和未来应对外部对中国边疆治理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真正寻找到边疆治理的内生动力与实践路径，将是一个十分必要且很好的方向。

一、作为整体的边疆治理

理论来源于实践，历史性事件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事件与实践过程的舞台。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基于法国统治者对于“自然疆界”论的不断强调，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国家之间出现了一个关于“自然疆界”论的争论。当时的法国历史学家阿尔伯特·索雷尔(AlbertSorel)在1885年就提出了“地理决定法国政治”的观点，认为自然疆界观念在法国疆域抵达大西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以及比利牛斯山时就已经出现了。后来的研究者指出，当时这种“自然疆界”论的理念，在法国17至19世纪的国家建设中扮演了不同的政治功能。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维度来观察的话，就不难发现，围绕“自然疆界”的相关争论及其背后的国家治理原则，不仅关涉法国国家认同与国家建设，而且还与当时欧洲国家间关系与整体地缘背景息息相关，它已经超出了单一王朝或国家的范畴，而成为影响当时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背景下，边疆治理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超越国家内部治理的､具有区域性甚至国际性的重要议题。恩格斯围绕这一议题所展开的相关阐述，则有助于我们理解边疆治理如何构成一个关键问题，进而形成理解和认识整个欧洲问题的重要背景。

在之前的写作中，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所涉及的基本都是与阶级､国家､资本相关的议题，而对于边疆的议题则关注较少。在围绕“自然疆界”论的讨论中，恩格斯作出了详细的论述，他曾这样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中欧大国’鼓吹者所提出的‘自然疆界’论将导致什么结果。德国有权利要求波河，法国也有同样的权利要求莱茵河。如果说法国不应当为了一个好的军事阵地而把900万瓦伦人､尼德兰人和德国人并入法国，那末我们同样也没有任何权力为了一个军事阵地而去奴役600万意大利人。波河这一自然疆界归根到底不过仅仅是一个军事阵地，可是有人对我说，只是为了这个缘故德国就必须保持它。”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旦“自然疆界”论泛化，那么欧洲诸多国家都会利用这一理论来为自身的利益服务，例如丹麦､俄国，甚至葡萄牙。他在文中列举道:“‘自然疆界’论使德国有权要求波河，同样也使俄国有权要求加利西亚和布柯维纳，并且在波罗的海方面整化领土，至少把普鲁士的维斯拉河右岸地区全部囊括进去。……‘自然疆界’论如用于葡萄牙，这个国家也可以要求把领土比利牛斯山并把整个西班牙划入葡萄牙”。这将产生一系列不可估测的后果，严重威胁欧洲国家结构与政治秩序的稳定。

在之后的《萨瓦､尼斯与莱茵》一文中，恩格斯明确表达了他对于“自然疆界”论的否定态度:“本文作者当时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波河与莱茵河》。正是为了民族运动的利益，这本小册子反驳了明乔河疆界论;它试图从军事理论的观点来证明:德国为了自己的防御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一块领土;如果仅仅从军事观点出发，那么法国要求占有莱茵河的理由无论如何要比德国要求占有明乔河的理由充分得多。总而言之，作者想使德国人能以洁白之身投入当前的斗争。”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所批评的，这种坚守所谓“自然疆界”论的做法在面对欧洲历史与政治复杂性的时候，无疑会造成无尽的冲突与麻烦。尤其是这一理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种“单线 历 史”(linearhistory)，不 存 在 一 种 单 一 的､公 认 的 表述，而更多的是一种存在多元竞逐､众声喧哗的“复线历史”(bifurcatedhistory)，因此会衍生出众多基于各国需求而呈现的有利于自身的“自然疆界”论述，自然就无法形成相应的边界共识。

恩格斯在百余年前给我们做出的解答，实际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议题，那就是，在讨论欧洲近代的边疆治理及其相关理念时，我们必须理解当时欧洲国家的内部复杂性，并将之与欧洲的历史变迁进行连带性的思考。事实上，如果我们回望恩格斯之后的20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变迁，就可以发现，这种理念产生了极其深远而灾难性的影响，德法之间围绕自然疆界，尤其是阿尔萨斯､洛林等地区的数百年争夺史，不仅贯穿了一战和二战，而且改变了20世纪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走向。由此可见，边疆治理在实践层面具有某种规范性意义，其具体的实践经验与话语逻辑在特定的背景下，将超出国家治理的域内范畴，而具有区域性影响。

进一步来说，如何定位“边疆治理”，它是作为“区域治理”的一部分存在，还是另有自身的内在逻辑，能够形成一种基于边疆空间而生成的跨区域治理框架，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著名的左翼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他著名的《革命的年代》一书中这样描绘19世纪中叶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国家整体结构:

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整体视作一个湖泊，湖中诸岛就是工业城市､工业地区或乡村复合体(如在德国中部和波西米亚山区中常见的制造业村庄网)和卢昂这样的纺织城镇，在普鲁士有埃伯费尔德-巴门和克雷菲尔德，比利时南部和萨克森。如果我们把广大的独立工匠､在冬季制作产品以求出售的农民，以及家庭代工或从事原料加工的工人看作是湖泊，那么岛屿就是工厂､矿场和大大小小的铸造厂。在这片风景中，大部分地区依然是水域;或者说———采用稍稍更接近于真实的隐喻说法———是环绕在工商业中心周围，小规模生产或依附性生产的芦苇草。稍早建立起来作为封建制度附属物的家庭工 业和其他工业，也 依 然 存 在。其 中 大 多 数———例如西伯利亚的亚麻工业———处于悲剧性的迅速衰落之中。大城市几乎没有进行工业化，尽管城内有大量的劳工和工匠人口，用以满足消费､交通和各种服务业的需要。

这一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拓展到当时的整个世界，即极少数的工业中心城市以及处于底层位置的､更为广阔的外围农业世界与农业人口，这种结构作为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国家基本形态，在具体的治理层面事实上区分出了对于少数工业中心城市的治理，以及对于更为广阔的外围区域的治理，在一般意义上，如果这个国家的疆域版图达到一定规模的话，这种外围治理就会呈现为边疆治理的形态。近代世界体系的演变历程，更为这种作为外围治理的边疆治理样态提供了历史与现实的基础，并有助于我们在整个世界区域权力关系结构中，观察域外国家边疆治理的古代实践，以及近代以来列强在边疆治理中所呈现的权力关系结构，进而更好地理解由古及今的边疆治理逻辑与理念变迁，及其在世界各个区域､各个国家所呈现的复杂面貌。

由此看来，我们有必要将“边疆治理”作为一种整体背景，超越一般性的“区域治理”框架，来理解世界范围内国际结构与国家治理的演进与发展逻辑，进而深化对于本国边疆治理的理解与认知。

二、历史维度下的域外边疆治理格局

边疆治理是一种历史性进程，既有现实需求，更有其历史特质。

在古代世界的范围内，历史上的各大王朝或帝国在其内部统治过程中，都会涉及对边疆区域的治理问题，但从总体上来说，在整个古代，不管是欧亚大陆的东部还是西部，都存在着一个如何将边地秩序纳入整个王朝或帝国整体秩序的考量，并形成了关于“历史”与“秩序”的多种复杂关系。早在罗马帝国时期，边疆治理就成为衡量帝国统治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当时的罗马帝国“边界有重要战略地位，它是一道屏障，罗马帝国在它的保护下成长､繁荣。从地理位置上讲，罗马疆域可分为4个主要控制地区，即东方､阿非利加､欧洲大陆和不列颠。每个地区都存在不同的问题，需要各具特色的解决办法。它们之间的距离虽然遥远，但互相关联，一处边界上发生的事往往会影响到其他地方。”但即便如此，罗马帝国时期依然面临着边疆治理的难题。究其原因，有研究者指出:“罗马人还没有一个体系用于解决如何控制帝国边境的问题。哈德良长城并不能被视为其他地区的样板;一些地方的设施更加类似于有人不断巡逻的道路;其他一些地方的设施则在居民点与沙漠地区之间，诸如北非。因此，这很难给出太多的凭据来证明那些将长城､边境哨所，以及河流视为形成一个连贯系统的叙述。边界线(limes)不应该被理解为仅仅是固定的线，而应该是流动的区域，河流与陆地上的防御工事两者都是如此，这意味着人们在这些地区里居住。”在前近代的东方，位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同样会涉及如何有效治理边疆的问题。为此，驿传系统逐步建立起来，“旃陀罗笈多建立的孔雀王朝修建了许多大道，由一个行政部门来维持其正常运行，道路上每隔10‘斯塔迪阿’立一个柱子，标志着距离;……舍尔沙·苏尔是莫卧儿时代第一位伟大的道路建设者，印度至少有4条大道归功于他，这4条大道将恒河三角洲与旁遮普和拉吉普坦纳连接起来，他‘通过砍伐丛林､搬除障碍和修建撒赖伊(即驿站､旅馆)，修建了现在从德里到阿格拉的道路(即贯通马土拉到朱木拿河西的道路)’。在此之前，这两个中心之间的旅客不得不穿过朱木拿河以东地带，这个地带位于朱木拿河与恒河之间。他为这些道路设置了不下1700个‘撒赖伊’或旅店，在道路两旁种植了提供阴凉的树木。”连接边疆与核心地带的道路修筑，构成了莫卧儿帝国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

在欧洲，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虽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了这一松散帝国内部各邦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权利，指出“合约乃普遍性的有约束力的国土法”，但在“实际上，帝国既不能在境内所辖各部分以内行动，也不能聚集一股统一的力量，即使理论上保留了这些权利。条约在效果上使得帝国成为一个简单的地理名词，而且终结了在皇帝之下统一德意志的任何可能性”。欧洲内部各国秩序整合的过程，同样也涉及对各自边疆的治理内容。正如身处由分散到统一转折期的德国所呈现的:“民族主义作为不断上升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贵族的解放思想，最初是在18世纪末踏上其凯旋征程的。与不断地受到兵戎相见折磨的旧秩序的世界相反，民族主义提出了跨越疆界､各民族之间和解友好的愿望。这些民族只是要在有产者和文化资产阶级的代表机构的基础上组织建立起的民族国家。然而，100年之后，人们已经几乎不再谈论这种爱好自由的基本原则以及和谐的国际合作了。”

总体而言，在近代之前，世界各区域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因此，在相关的边疆认知与治理实践层面，各国形成了具有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独特性的边疆形态。各种边疆治理类型，彼此之间存在长期的并行与共存局面。随着世界转入近代，原有的区域间关系被彻底重塑，基于实力原则的边疆政策与相关措施开始成为西方殖民力量占领和控制广大亚､非､拉地区的重要抓手，并深刻型塑并影响了这些地区相关国家的当代边疆治理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原有的世界殖民版图，新的国际秩序随之生成。伴随着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全球化趋势的推进，美苏冷战格局影响下以争夺意识形态空间为重点的边疆治理，逐渐让位给以国家安全与国际合作为主要内容的边疆治理路径。在这过程中，域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新的思想方式与边疆治理实践也在呈现出新的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格局本身依然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等，“‘后殖民’社会获得政治独立以后，殖民体系的经济和文化方面仍继续影响着它们”。后发国家与社会作为世界范围内的广义“边疆”，依然在整个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性的､被支配的地位，我们需要新的时代来改变这种态势。在这过程中，理解和认识域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既有的边疆治理议题及其具体实践，并探究其背后的思想与动力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