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等：中国人口红利的理论建构、机制重构与未来结构

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作出“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和“人口红利逐步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官方判断，基于此，从学术规范视角建构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理论迫在眉睫。

一、中国人口红利的理论建构

（一）人口机会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基础

1. 建构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的统一概念、逻辑。一些学者混淆了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的基本概念，缺乏对现象背后问题本质的研究。实际上，人口机会是人口发展规律性变化所形成的客观条件，人口学研究领域一般将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两头小、中间大”的人口年龄结构形态，即被抚养人口比重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形态称为人口机会，将该形态的特定持续时期称为人口机会窗口。人口红利是建构在人口机会基础上的经济学概念，是指在人口机会窗口内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充分激活人口机会的动力机制；通过供给侧影响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需求侧影响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从而传导性地产生经济增长效应。

2. 建构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的动态判断标准。悲观派以劳动力和生育率等指标的下降趋势断定人口红利消失；乐观派以范围指标表征人口机会窗口，为集中开发人口红利提供时期判断，但由于理论抚养比与实际抚养比存在缺口，且该指标缺乏时期动态性，必然存在衡量误差，在实际运用中不能完全照搬。

（二）研判国情是建构人口红利的前提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与年龄结构转变所开启的人口机会窗口高度匹配，适时将人口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了经济增长奇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及时检验了传统人口红利理论，为完善人口红利研究提供了试验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更替水平，2020年降至1.3，少子化特征增强；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快速提升，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10年达峰后下降，其数量自2013年达峰后减少，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弱，人口总抚养比不断攀升。这些人口机会的收缩变化使关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判断甚嚣尘上，加剧社会焦虑。鉴于此，客观准确地研判中国人口红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红利理论迫在眉睫。  

（三）主导作用是划分人口红利的依据

1. 数量型和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主导作用更迭。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达峰转降、劳动力成本上涨、局部地区结构性招工难等现象的出现，若仅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出发观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容易产生人口红利理论的困惑。随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数量结构优势尚存，但主导作用逐渐让步于人口质量优势，以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为表征，从质量型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主导）出发观察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大势已趋，并在相关数理模型中得到验证（Li等，2016）。

2. 配置型人口红利基础作用的内部转型。数量型和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开发均离不开人口流动下配置效率的提升。在数量型人口红利主导期，配置型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农民工群体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单向流动，以劳动参与率提升为核心，产生额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质量型人口红利主导期，配置型人口红利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多向流动，以劳动生产率提升为核心，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二、中国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

（一）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

1. 人口规模变迁。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中国人口为10.08亿人，突破10亿大关；1990年增至11.34亿人，8年间增加1.26亿人；2000年增至12.66亿人，10年间增加1.32亿人；2010年增至13.40亿人，10年间增加7 389万人；2020年增至14.12亿人，10年间增加7 206万人。总体上，全国人口增速放缓，但规模依然惯性扩大，庞大的人口基数在总量方面提供的人口机会，是培育市场容量的重要基础。

2. 年龄结构转变。人口转变推动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和老年型转变，但目前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依然较大、比重较高。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整体下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先升后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  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6.20亿人增至9.98亿人，为经济高速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少儿人口数量和比重持续下降，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缓升，人口总抚养比从62.6降至34.2，持续减轻社会抚养负担。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9.98亿人减至9.67亿人，劳动力资源有所缩减，但仍然充盈；同时少儿人口数量从2.22亿人增至2.53亿人，适当补充了未来的劳动力资源；总抚养比升至45.88，仍处于人口抚养负担较低的时期。

（二）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

1. 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快速改善。（1）平均预期寿命增速加快，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年为67.8岁，1990、2000和2010年连续增至68.6岁、71.4岁和 74.8岁。此外，平均健康预期寿命处于全球前列，2019年为68.5岁。（2）主要死亡率指标大幅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1～2019年，新生儿、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从33.1‰、50.2‰、61.0‰降至3.5‰、5.6‰、7.8‰，孕产妇死亡率从80/10万降至17.8/10万。

2. 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大幅提升。（1）人口受教育状况改善。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2020年，文盲率从22.8%降至2.7%；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30年增至9.91年。（2）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1982年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比重为0.62%，1990年增至1.42%；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开始后，2000、2010和2020年分别增至3.61%、8.93%和15.47%。2020年，16～59岁人口中，43.79%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23.61%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升至10.75年。

（三）配置型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

1. 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和1990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仅为0.07亿人和0.2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较低，分别为0.7%和1.9%；21世纪以来，流动人口规模迅速扩大，2000、2010和2020年分别增至1.21亿人、2.21亿人和3.76亿人，比重相应升至9.6%、16.5%和26.6%。

2. 人口向城镇和东部地区集聚。（1）人口向城镇集聚。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982～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从20.9%升至63.9%，2020年，流向城镇的人口为3.31亿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88.12%，比2010年提高3.85个百分点。（2）人口向东部地区集聚。1982～2020年，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快速上升，从34%升至40%；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从28%、29%和9%降至26%、27%和7%。

3. 就业人口向第三产业高效集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2～2019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从68.1%降至25.1%；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先升后降，从1982年18.4%升至2012年30.3%，2012年至今呈下降态势，2019年降至27.5%；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从13.4%大幅升至47.4%。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与产值比重的差距从35.3%缩至18.0%，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应差距分别从-26.2%和-9.2%缩至-11.1%和-6.9%。

三、中国人口红利的政策环境

（一）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政策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这一阶段的人口红利以数量型为主导，以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配置型人口红利为基础；相关政策环境聚焦劳动力供给和需求，适时将数量型人口机会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效应。

 1. 围绕市场、产业和贸易政策，全面激活劳动力需求。（1）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市场主体活力。（2）实施差异化的产业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3）推动贸易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初期，贸易政策注重奖出和限入相结合。

2. 聚焦人口、性别和就业政策，有效盘活劳动力供给。（1）实行人口控制政策。（2）推动性别平等事业建设。（3）实施劳动力转移政策和就业制度改革。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策环境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已取得良好开局，这得益于高效开发了起主导作用的质量型人口红利，以及深度开发了起基础作用的配置型人口红利。

1. 提升人口质量和城镇化水平，培育新型人口红利。（1）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健康人力资本水平。（2）落实教育强国战略，提升教育人力资本水平。（3）从开放空间到权利赋能，不断提升城镇化水平。

2.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激活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1）实现资源配置组合优化转换。（2）促进产业体系转型升级。（3）推动消费市场转型。经济高速增长提高了居民收入，人口老龄化带来消费偏好变迁，形成市场潜力庞大的银发经济需求，使中国消费市场转型内生动力充足。

四、中国人口红利的未来结构

（一）基于人口机会的中国人口红利未来结构转型判断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人口红利的主要发力点正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其未来结构以质量型为主导，数量型尚存但收获难度加大，配置型正在转型升级。

 1. 质量型人口机会持续向好，厚积质量型人口红利的主导之势。新时代质量型人口红利的释放离不开前置阶段相应人口机会的量变积累，整体而言，2019年高等教育实现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阶段跨越；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4.4%，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累计达到2.2亿人；“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提至60%，据此推算，2025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累计将超过2.5亿人，2030年将超过3亿人。

2. 数量型人口机会隐性化，数量型人口红利收获难度加大。在未来30年内，若将男性和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均渐进式延迟至65岁，会有0.9亿～1.2亿55～64岁女性人口和0.4亿～0.6亿60～64岁男性人口从低龄退休人口转为年长劳动力，合计达到1.3亿～1.8亿人，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所导致的数量型人口机会削弱问题。

3. 配置型人口机会快速升级，蓄积配置型人口红利的巨大潜能。一方面，地区间人口流动仍然活跃，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5%，2030年将达到70%；另一方面，产业间劳动力流动效率提高，随着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配置效率将继续大幅改善，集聚协调度也将达到更高水平。

（二）支撑中国人口红利未来结构的政策环境方向

1. 增加人口机会的政策环境。一方面，从计划生育管理转向家庭计划服务，致力人口健康和教育质量提升事业。另一方面，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劳动力供给问题。

2. 优化人口红利的政策环境。从产业、市场、就业和空间配置方面，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依托协同并行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推动劳动力开发模式从提高劳动参与率为主向提升劳动生产率为主转型。一是健全现代产业体系。二是构建新型市场格局。三是激发新时代人口红利。四是提升空间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