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实现双碳目标的根本出路和政策建议

徐林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要按期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难度较大，但是绿色低碳技术特别是与太阳能利用效率相关的零碳能源技术的新突破，以及构建系统有效的激励体系，能够更好地助力中国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双碳目标的挑战和难题

徐林称，中国面临的碳排放挑战巨大且具有难度。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生产大国、消费大国、出口大国，也是排放大国。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单位GDP碳排放量都名列世界前茅，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还在上升。他举例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碳排放总量超过了100亿吨，占世界总量的28%左右，这一比例超过中国的人口和GDP在世界的总量占比，因为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大概是五分之一，中国GDP占全球GDP只有17%多一点，这说明，我们人均碳排放和单位GDP碳排放量都是比较高的。”

徐林表示，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和消费需求升级，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和能源消费总量还会进一步提高。目前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为3.5吨标准煤/人/年，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只相当于美国的约三分之一，德国和日本的约三分之二，但未来会进一步向发达国家水平趋同。然而，我们只能向能效水平更高的德国和日本趋同，而不能向美国趋同，前提是我们的能效水平必须达到甚至高于德国和日本。

“能源消费达峰与碳排放达峰关系密切，除非能源结构的显著调整，导致的碳减排效应能够抵消能源消费增加带来的碳排放增加效应。由此可见，即便是按期实现碳达峰，对中国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说，按期实现碳达峰后再进一步实现碳中和，我们的难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要更大。从达峰到中和，我们只有30年的时间。但是，过去欧美等发达国家，一般都经历了50—8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碳减排曲线会比它们更陡峭。

徐林介绍，从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碳减排曲线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率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服务业占比达到70%左右的时候，碳排放就开始达峰并持续下降；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的时候，碳排放也开始达峰并下降。但是，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占比只有55%左右，城市化率也只有64%，离西方发达国家表现出来的碳减排拐点或结构特征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中国要实现碳达峰，包括碳达峰之后碳中和，挑战和难度是非常巨大的。徐林也表示：“值得期待的是，绿色低碳技术特别是与太阳能利用效率相关的零碳能源技术的新突破，能够弥补经济社会结构转换相对滞后的不足。”

“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和路径‌

谈到具体的双碳目标，徐林介绍，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单位GDP能耗要进一步降低13.5%，单位GDP碳排放要降低18%的目标。

他认为，这两个目标是有关系的，碳排放降低的幅度要比单位GDP能耗降低的幅度要更高，多出近5个百分点，这5个百分点就是清洁能源替代的碳减排效应。清洁能源的替代带来的碳排放下降幅度，比单位GDP能耗下降幅度更大。这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应该采取更强有力措施提高绿色低碳能源的比重，规划提出的目标是，非化石燃料使用量占比要提高到20%。

徐林还提到，“十四五”规划还提出森林覆盖率要提高到24.1%，这也是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因为2020年末，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大概是23.2%，未来五年中国要提高接近1个百分点的森林覆盖率。这意味着要增加约9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覆盖面积。有了碳减排目标，碳减排的路径到底应该怎么走？徐林介绍，从相关数据看，中国碳排放占比最高的，第一就是电力部门，因为中国的电力部门煤炭发电还是主体，碳排放大概占了51%。其次就是工业部门，占了大概接近28%，主要是钢铁、建材、石化等高碳部门。再就是交通运输，占比约9.9%。第四应该是城市建筑居住，大概是5%左右。

徐林指出，导致这一排放格局主要是因为中国的能源工业高度依赖煤炭，一次能源煤炭占比目前还有57%，虽然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下降，但是，由于煤炭是中国能源资源禀赋最好的，中国目前能源的生产消费仍高度依赖煤炭。中国能源部门8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煤炭，其次是石油占约14%，天然气占约5%。

所以，“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低碳化转型、工业部门的降碳和脱碳、交通运输领域的电动化和氢动化、推行城市绿色低碳建筑和整个社会经济的深度节能，应该成为根本的出路。”徐林说。 

强化举措和构建系统的激励体系

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时间表，就需要有强有力的举措和政策机制，徐林提出七点政策建议。

第一，全方位加大节能力度，推进节能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他认为，中国虽然是一个能效水平不高的国家，目前单位GDP能耗与较先进发达国家相比，大概还有30%—40%左右的差距。弥补这个差距，有利于抑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和尽早实现能源消费达峰，毫无疑问也有利于碳排放达峰以及达峰后的碳中和。

徐林介绍，在人均能源消费水平向发达国家趋同的过程中，要实现向德国和日本趋同，前提是中国的能效必须达到德国和日本的水平。在节能领域，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空间。一些案例和经验表明，在工业领域，对生产线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进，就可以提高30%左右的能效水平；在产业园区和城市社区，进行综合能源服务体系的改进，通过多能互补、峰谷调节、智能配置，也能实现30%以上的节能；在交通运输领域，城市智慧交通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就可以通过减少通行里程和道路拥堵，节约20%以上的能源，这还不包括交通工具本身的能源利用技术的改进；在城乡建筑节能领域，中国城市很大部分建筑都不属于节能型建筑，如果对这些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或是对新建筑按照碳中和、低碳节能的理念来设计和建设，都可以大大提高城市建筑的节能水平。

第二，要加大加快绿能的结构性替代。加快绿能替代是未来碳达峰和碳中和的主要出路，也是未来能源革命和转型的根本要求。加大加快绿能替代，重点在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能、内陆核电、燃料电池、储能、智能电网，以及新能源领域相关材料领域的先进技术突破和广泛应用，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绿色低碳能源体系。 

目前，光伏发电每度电的成本已经降到了2角多钱，已经完全具备竞争上网的能力和水平，风力发电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过去电力系统的人称风电和光电为垃圾电，这是因为风电、光电不仅成本高而且不稳定。随着发电技术、储能技术和电网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太阳能转化效率的不断提高，或许不久的未来，煤电有可能被认为是垃圾电了。徐林提到，“最近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明确提出，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一代电力系统，这不简单是一个全新的提法，恰恰是看准了这一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发展方向，值得期待并为之付出努力。未来应该围绕非化石能源占比持续提高的目标要求，加快绿能替代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投入。” 

第三，要在城市和乡村规划设计中，推行碳中和理念。他提到，在欧美和中国香港等地，有一些完全按照碳中和理念设计建造的绿色低碳建筑，但是，中国内地这样的建筑还不多见。他认为，考虑到建筑及其相关能耗占了中国能源消耗的40%，为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包括乡村的规划和建设中推行碳中和理念，改造现有建筑并在新项目建设中推行绿色低碳的城市、社区、乡村和建筑。”徐林说。 

第四，加快全社会植树造林和森林碳汇的建设。“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了森林覆盖率目标，未来五年要提高约0.9个百分点，加上整个生态系统的建设和完善，都可能产生碳汇效应。但是，如何把森林植被建设做得更好更有效？徐林认为，还需要建立一个更好的机制，以调动激励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态环境的改善中去。我们过去都是通过所在单位每年义务植树造林。这种植树造林更多可能靠的是政府投入，更多是一种公共财政支出。要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入到这个行列，就必须要探索建立更有效的生态价值市场化实现机制，使社会投资者的生态投入所形成的生态价值能够获得相应的市场回报。  

第五，实行化石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额度控制，构建用能权和碳交易机制。既然明确了碳达峰的具体目标，且碳排放达峰与能源消费达峰特别是化石能源消费达峰有密切关系，就值得以此为依据，实施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和碳排放总量控制、额度分配和相应的权益交易制度。这是一个被证明是市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制度，在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进程中值得启用、推广并不断完善。中国目前的碳交易体系建立在自愿义务减排的基础上，很难扩大交易规模并产生全局性影响，值得通过先易后难、试点突破、逐步推开的方式在全国广泛实行强制性减排和额度分配和交易制度。 

第六，构建全球绿色低碳领域的技术产品、服务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欧美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新政府，都表明要和中国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到底要做什么？这不仅仅是谈如何设定减排目标问题，不仅仅是谈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在减排领域如何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问题，而且要谈如何通过合作机制建设相互促进碳减排问题，消除在绿色低碳领域的贸易障碍和投资障碍。

第七，构建更好的绿色低碳金融和投资环境。为了实现碳中和，到底需要多大规模的投资？最近国际国内有不同的报告提供了不同的数据。比如，高盛的报告认为，全球大概需要85万亿美元，中国有报告认为，中国需要10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也有报告认为需要数百万亿元人民币。不管精确的数据究竟如何，考虑到碳减排和碳中和的涉及面如此之广，几乎关联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强有力的绿色低碳投资激励和更好的绿色低碳金融服务是必不可少的。应该建立更好的激励绿色影响力投资的机制和制度，发展更多从事绿色低碳金融服务和绿色低碳投资的专门机构。  

“实际上，一旦建立了更好的制度和机制，能够通过更有效的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推动中国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我们或许会发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其他宏观性和结构性问题，也相应能够一并得到解决。”徐林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