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 倪桂桦：美国对华贸易战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叠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在“美国优先”的思维模式下，特朗普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回流、重塑全球分工格局、阻遏中国科技企业成长的单边主义行径，不仅导致美中之间旷日持久、规模空前的贸易战，也对二战结束后形成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造成了巨大破坏。同时，猝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短时间内即造成全球经济停摆，出于对逃避抗疫失败责任及总统竞选的考虑，特朗普将美中之间的安全问题由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全方位扩展到经济、人文、科技等领域，这对全球化的冲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在深入理解中美贸易战对全球化史无前例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二战以来的全球化以及美国对华战略作以分析。

全球化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

二战以来的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各国逐渐接纳、融入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体系的过程。美国一方面利用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塑造战后国际秩序，掌控国际制度权力；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美国主导设计的国际制度体系，扩大自由国际经济体系的辐射范围。因此，美国在对华关系上推行“接触战略”的出发点，不仅是将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深度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也是以全球化为工具引导中国改革内部制度、顺应国际制度体系乃至推动中国在政治上出现“民主转型”的需要。

一、何为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非线性发展的历史进程，具体而言，是指减少国家间壁垒和鼓励国与国之间经济、政治和社会更密切的相互联系的客观进程。国内有学者进一步对全球化的本质进行了界定：它是一种打破和超越领土、国别、民族、领域等各种界限与边界，展示人类日益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类主体求生存、谋发展，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整体性文明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全球化的特征是跨国界流动性，其狭义内涵是经济方面的全球化，用以指代商品、服务、技术方面的跨境交易和资本、人员、信息方面的跨境流动所带来的各国经济、文化、人口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广义的全球化，如基欧汉所定义的，是当前或过去全球主义增强的进程，全球主义则指世界的一种状态，关涉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并通过资本、商品、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

二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是以美国所提供的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为基础而形成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的全球主义，这一系列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机构的国际金融体系，以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世贸组织为核心机构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以北约为核心、以广泛双边同盟为辅助的国际安全体系。美国还主导构建了国际海洋制度、国际海运制度和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等一系列多边制度，从而使战后国际经济秩序规则体系初具规模。在多边制度的示范和带动下，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化历程进一步发展，逐步扩展到能源、环境、发展议程、对外援助等领域，最终形成了完整的国际经济秩序。因此，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既是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观念的全球化，也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与规则的全球化。

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美国扮演着霸权国兼守护者的角色，塑造了全球经济秩序与规则，推动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美元、安全同盟和联合管理政治经济关系的制度化机制都是美国霸权支撑下的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而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最引人注目的扩张是20世纪80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如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一方面，美国政府将这些国家的繁荣视为战略机遇而非威胁，美国开放国内市场使得这些国家努力追求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促使这些亚洲国家积极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关系，加强美国霸权在亚洲地区的存在；另一方面，美国霸权作为区域安全的守护者，在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转型道路上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在韩国和菲律宾的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都能看到美国直接干预的痕迹。冷战后期，美国利用自身所构建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体系与苏东集团争夺“中间地带”国家，并适时推动这类“威权”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同时也间接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二、美国对华“接触战略”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骤然结束，西方国家的精英层普遍认为这是民主制度的胜利。美国学者福山指出，苏东国家的极权体制无法容忍经济上的失败，经济危机导致整个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带来了信仰体系的急剧崩溃，而衡量旧体制进而发现其失败就只有一套标准，即市场导向型经济的生产力和民主政治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体制相辅相成，“威权”国家融入西方世界主导下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会增强西方民主制度的吸引力，诱导其进行民主化转型，这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韩国、新加坡得到了印证，因此这也成为美国政府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对华推行“接触战略”（Engagement）的重要原因，即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将中国融入西方主导下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与规则体系，以促使中国实现经济体制开放和政治体制转型。这一战略对双方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融入国际经济体系、适应国际规则体系方面起到极为重要的助推作用；对美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掌控规则制定的霸权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巩固作用。此外，全球化的进程得以借此全面推进。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核心是全球化推动下的世界各国开放和自由竞争、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全球治理、人权与公民自由基础上的普世价值以及多边主义的国际议事规则，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的国际规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变革，意图对国际经济秩序不合理和不平等的部分进行必要的改革。

三、“接触战略”的终结

面对中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国认为中国有意重塑国际秩序的规则，因而在对华政策上的质疑日渐增多。在奥巴马执政后期，对“接触战略”的争论达到了高潮。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其任内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不仅是对奥巴马政府时期对华政策辩论的盖棺定论，也拉开了规模空前的中美贸易战的帷幕。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来加以考察。

在国际层面，美国国力相对衰落，对于承担国际公共产品运行成本的意愿有所衰减。特朗普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存在着“搭便车”行为，使得美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运行成本高昂，且由美国民众所承担。基于“美国优先”的战略向导，特朗普试图减少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负担，以低成本方式维持美国霸权地位，以增强美国物质实力的方式来实现霸权护持。

在国内层面，全球化改变了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美国掌握了尖端产业的制高点，但失去了传统产业的支撑面。在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后，中国凭借着巨大的成本优势和市场优势，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竞相涌入，深度嵌入了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核心。但产业迁移的结果是美国国内传统产业空心化，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铁锈地带”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导致美国国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暗流涌动。

美国对华贸易战对全球化的冲击

美国对华贸易战可分为“关税战”和“科技战”两个层面，其对原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化发展进程产生了较大冲击。

一、美国对华“关税战”对全球化的冲击

在“关税战”的冲击下，中美双边贸易额在2019年出现大幅下滑。历经23个月的漫长谈判、13轮高级别经贸磋商以及两国元首2次会晤、7次通话，2020年1月15日中美双方签订了第一阶段经贸协定并于2月14日正式生效，中美贸易摩擦告一段落。然而，中美贸易额的大幅下滑只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诸多副产品之一，对全球化形成了多维度、全方位的冲击才是特朗普执政的最大恶果。

在宏观层面，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掀起“退群”潮。美国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与协议，并停摆了世界贸易组织磋商机制。建立在多边机制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微观层面，国际分工格局开始出现调整，全球供应链出现本土化、区域化趋势。规避贸易战影响和紧贴市场就近生产成为产业迁移和供应链替换的动因，部分全球化生产行业转向自给自足式全产业链发展的区域性生产模式。

一是供应链网络深度调整。一方面，跨国生产厂家开始寻求产业链转移，以供应链遍布全球的美国苹果公司产业链为例，组装产能开始往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转移，除了生产成本的考虑外，规避美国关税也是重要出发点。这些外资品牌的代工厂出产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市场依然是在美国，转移中低端组装产业既能降低生产成本，也可以避免美国加征的进口关税。另一方面，国内生产厂家开始着力培养本土产业链。以供应链深受美国制裁困扰的华为公司为例，2019年4月，华为注册成立了哈勃投资并100%持股，哈勃迄今累计投资了25家公司，涵盖芯片设计、半导体材料、装备、工艺解决方案、微光学产品、装备检测等领域，从战略投资到更早期的介入，都体现出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提升国内半导体产业链竞争力的决心。

二是紧贴市场就近生产成为跨国企业优先考虑的选项。以涉及庞大的上下游企业协作的汽车行业为例，对该产业链及其产品加征关税，影响了汽车行业全球化生产的布局。近年来，为规避贸易战加征的关税，特斯拉在中国建立超级工厂，为中国市场特制车型；宝马汽车将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专为中国市场定制的车型制造车间转移到中国进行生产。产业迁移具有一定的惯性，迁出的产业会长时间影响中美双边贸易额。到2020年底，美国汽车行业的出口依然没有恢复到2017年水平，实际购买量仅仅达到第一阶段协议中承诺购买量的40%。除了汽车行业近些年不景气的自身原因外，产业迁移在“关税战”期间已然完成，对双边贸易额的长远影响短时间内难以消失。

二、美国对华“科技战”对全球化的冲击

美国对华发起的“科技战”是贸易战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关税战”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之后有所降温，但科技领域在特朗普执政后期依然是中美角力的主要场域。“关税战”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负责，而“科技战”则是跨部门联合行动，由美国商务部（USDC）和国防部（DOD）以及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等多个部门共同负责。如果说“关税战”关注的依然是中美之间贸易逆差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由来已久的纠纷，那么“科技战”则凸显了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彻底压倒了经济利益成为美国政策制定的着眼点，给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带来了极大破坏。

2018年，与“关税战”几乎同时启动，在美国商务部和国防部推出的旨在实行技术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名录上，中国企业数目大增，且呈现出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时机敏感化、管制范围扩大化和管制对象龙头化的特点。同时，美国在2018年加速完成了旨在加强外资监管的新立法（FIRRMA），针对中国的痕迹明显，尤其是在涉及半导体、芯片、个人敏感数据的交易方面，中国赴美投资遇阻。设立“实体清单”与投资壁垒，都是美国基于经济竞争的考虑，目的是切断中国科技企业的供应链与技术升级渠道以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势头，维护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

疫情暴发后，出于疫情防控以及竞选连任的考虑，特朗普不断“甩锅”、抹黑中国，美国涉华舆情急剧转向，不断恶化。仇华的舆论氛围形成后，特朗普将打压中国科技企业视为其捞取竞选连任政治资本的手段。疫情期间，中国部分与军工相关的科研院校和几乎所有的科技型企业都被列入“实体清单”，成为打击对象。此外，美国商务部推出名单几乎与“实体清单”无异的“军事终端用户”（MEU），国防部也配合着推出“中国军方拥有或控制的中国企业清单”，“军事黑名单”的出台重点在于彻底清除中国军队获取高精尖技术的渠道。

美国对华发动“科技战”的战略意图就是要将中国科技企业从世界供应链网络中剔除，以遏制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的发展，阻碍中国军事科技的进步与军队现代化升级；其战略路径就是以全球化生产分工为武器、以切断全球产业链的方式阻击中国科技企业的成长，同时彻底锁死高精尖技术军民两用的通道。

三、以华为为例透视“科技战”对全球化的影响

5G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对实现万物互联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数字经济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连接加计算，可以将各个行业带进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华为公司作为5G领域的领头羊第一次实现了中国在通用技术领域对西方国家的超越，这让西方国家感受到了严重威胁。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公开指出，5G技术居于科技和工业界的核心，通信网络将不仅用于通信，而且会演变成下一代网络、物联网和工业体系所依赖的基础设施的中枢系统；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物联网依赖中国技术，中国将有能力通过关停消费者和工业所依赖的技术和设备让一个国家停摆，美国今天所拥有的经济制裁手段与这种史无前例的手段相比显得苍白无力，这将会迫使我们臣服于中国。鉴于此，美国企图从市场需求和技术供给两端同时钳制华为，拖住其在5G领域的领先势头。

图片华为公司作为5G领域的领头羊第一次实现了中国在通用技术领域对西方国家的超越，这让西方国家感受到了严重威胁。鉴于此，美国企图从市场需求和技术供给两端同时钳制华为，拖住其在5G领域的领先势头。图为2020年1月16日，在科威特费尔瓦尼耶省，人们体验华为新款5G手机。（图片来源：新华社）

一是阻击市场。尽管特朗普对美国的盟友体系并不重视，在经贸摩擦方面并没有对盟友网开一面，但在华为问题上，特朗普异常重视盟友的存在。在特朗普政府的煽动下，澳大利亚、英国、日本、越南、加拿大、法国、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瑞典、德国、捷克、波兰、爱沙尼亚、罗马尼亚、丹麦、拉脱维亚等国家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排除华为，选择所谓“可信赖的供应商”（TrustedVendors）来进行5G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封锁技术。2019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及其海外114家关联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疫情期间，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于2020年4月推出了“清洁5G路径”（5G Clean Path），此举意在清除美国政府部门5G网络里的华为设备。此后美国加大了对华为的打击力度。2020年5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严格限制华为利用美国技术和软件在美国本土以外设计、生产它的半导体产品，禁令缓冲期为120天；8月，蓬佩奥又进一步扩大“清洁5G 路径”的范围，提出“清洁网络”计划（The Clean Network），在运营商、应用商城、应用、云空间以及海底电缆这五个行业剔除中国企业；同月，美国商务部再次发出新的禁令，将38家华为子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华为作为购买方、中间商或者终端客户的交易都受制于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从2020年9月15日开始，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晶圆厂商停止对华为的芯片代工服务。缺少芯片，华为主营业务所依赖的智能手机及5G通信设备的正常生产面临严峻挑战。

美国对华发起的“科技战”对全球化造成较大冲击。在核心科技领域，全球化出现了全面退潮，国家安全压倒经济利益将长期成为今后各国政府产业政策的出发点。美国对华为的遏制打击严重影响了华为的营业收入和相关运营业务。同时，由于美国切断了华为芯片代工的渠道，在禁令生效前，台积电等芯片代工企业全力备货华为芯片，电子消费品行业需求爆发，以及疫情造成的部分工厂停摆，导致全球范围内芯片产能不足，严重挤压了汽车等其他行业对芯片产能的需求。据有关专家预测，2021年汽车行业芯片短缺造成的损失可能达到606亿美元。芯片行业的全球化生产分工极其精细，一枚IONIQ 5汽车芯片就需要1000道工序、70次跨境交易和众多专业化公司配合，重塑整条供应链耗费巨大而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即便如此，出于对芯片代工产能的80%集中在亚洲的担忧和维护供应链安全的考虑，在拜登政府推出的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美国将投入500亿美元用于支持本土芯片制造和研究，意图用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回流，以重构半导体行业的分工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的双重影响

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之际，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冲击。在全球化的时代里，病毒伴随着人员、商品的跨境流通，迅速在世界各国传播、肆虐。多国发布旅行限制和封城令，试图阻断病毒的传播路径，然而非但没能控制住疫情，反而造成了全球经济停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2020年全球经济急剧收缩3.3%，发达经济体GDP下降4.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下降2.2%，世界贸易总量下降8.5%。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的冲击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疫情是对全球产业链的一次巨大考验，在极端情况下如何保障国家应急能力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在产业规划上所必须考虑的重点；另一方面，疫情也推动了全球化形态的深度变革，以数字经济为载体的全球化时代加速到来。

一、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

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加深了世界各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后，各国都出现了医疗物资价格暴涨、供应紧缺的情形，医疗物资企业大多全球化生产，难以短时间内调配资源满足本国需求。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在疫情初期需求强劲以及政府政策的刺激下，医疗物资产能得以恢复和不断提升，从而为满足全球需求提供保障。中国供应链网络表现出的强大韧性，是长期以来全球分工协作的结果。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不仅可以短时间内响应国家应急保障的要求，同时也增加了中国产业链的黏性。美国国内的医疗物资供给严重不足，不得不从中国进口大量防疫物资以满足国内的抗疫需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将医疗物资纳入加征关税的名单里，鉴于形势严峻，其被迫于2020年3月20日对原产自中国的呼吸机、制氧机、喷雾剂等医疗物资暂时免去加征的关税。疫情期间，中国对美医疗物资的出口暴涨，自2020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中国向美国出口口罩约438.5亿只、外科手套约11.9亿双、防护服约9.5亿套、护目镜约5403万副、呼吸机17585台。

由于国内疫情控制及时，中国经济在一季度后迅速企稳回升，中国外贸进出口从2020年6月份起连续7个月实现正增长，全年进出口、出口总值双双创历史新高，其中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医疗器械、药品等抗疫物资合计增长了31%，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9个百分点；“宅经济”带动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家用电器合计增长了22.1%，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3个百分点。

长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将加速全球产业链本土化、区域化、近岸化的趋势。疫情暴露出全球化时代产业过度分工所带来的供应链脆弱与安全问题，以及维护本国应急保障能力和应急资源再生产的紧迫性，这加深了美国推动产业回流、重塑产业分工格局的思维。

制造业回流的重要参考指标是科尔尼报告中的美国制造业回流指数，该指数在2019年上升了98个基点（98 Basis Point，0.98%）：美国从亚洲低成本生产国家的进口数额从2018年的8160亿美元减少至2019年的7570亿美元，减少7%，且主要是来自中国的进口货物下降了17%所致。然而，加征关税并不必然带来产业回流，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减少900亿美元，其中近310亿美元分流到了其他亚洲国家，越南吸收了其中的46%；近130亿美元分流到了墨西哥。美国制造业依然不景气，缺乏熟练的产业工人、机器自动化并未带来生产力暴增，导致企业依然寄希望于将生产放置在有成本优势的地区进行。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大大加速了产业回流的进程，供应链的安全问题被各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日益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一年之后，98%的全球供应链都受到影响。调查显示，24.7%的受访者有意从中国搬迁部分采购和制造业务，另有额外的1.8%的受访者计划将全部业务搬出中国。此外，库存耗尽、码头罢工、关税、知识产权风险、政府激励及美国制造的外溢价值，都共同构成产业回流的动力源。

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

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早已被全球主要国家所认可，尤其是数字技术对其他产业的放大倍增效应。日本相关机构对世界主要国家中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进行了研究，其中德国59.1%、美国58.2%、英国57.7%、日本46.3%、韩国43.4%、法国39%、中国30.3%、墨西哥29.6%、加拿大23.4%、巴西20.9%、意大利19.4%、印度17.7%、俄罗斯17.2%、南非16.3%、澳大利亚16.3%。中国有关研究对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更为乐观，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了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按照可比口径计算，增长15.6%。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在病毒溯源、疫情监测分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及时性、准确性和高效性远非传统技术手段所能比拟。此外，疫情也刺激了“云经济”的加速崛起，数字经济加速成为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有机载体。“云经济”的本质就是5G商业化背景下互联网经济的全面升级。以虚拟化的场景实现分布式的资源共享、信息交流，足不出户便可以实现万物互联。数字经济不仅极大地扩展了互联网企业的业务范围，也刺激了全面商业化的5G时代加速到来。

伴随着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的不断增长，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也延伸到这个领域。对此有中国学者指出，数字经济成为财富主要来源，网络技术迭代速度快，技术垄断和跨越式竞争、技术标准制定权的竞争日益成为国际规则制定权的重点。美国对华发动“科技战”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疫情背景下“云经济”的繁荣不仅仅是全球化深度发展的表现，也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坚定了美国抢夺科技行业制高点的决心。

结  语

2020年5月20日，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一份关于反思美国对华战略的报告，明确指出了“接触战略”的失败，措辞之严厉如同拉开“新冷战”的帷幕。美国在“冷战思维”的作祟下，对中国发动规模空前的“关税战”，同时对中国科技企业进行疯狂打压，对全球化进程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虽然短时间内增加了全球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使得特朗普以贸易战为抓手实现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幻想破灭，但在科技领域，美国科技创新资产、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却在加速与中国“脱钩”。长期来看，“关税战”“科技战”对美国和世界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破坏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的冲击，使得国家安全压倒经济利益成为各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优先选项，这些都将会带来系统性的连锁反应，导致全球化的碎片化、区域化和全球产业链的本土化、闭环化。

反观中国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既是对外开放，即融入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也是对内改革，即改革国内制度适应国际经济秩序规则体系的过程。中美之间的交锋也是促进中国深化改革的外在推动力，如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2020年4月1日，中国如约全面放开金融资本市场，期货、基金和证券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逐步取消，放开金融管制，推进制度层面的改革，这既是在履行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义务，彰显大国担当和契约精神，也是借助贸易战的契机，深化改革开放，全面推进自身的制度体系与国际规则体系的融合。

展望未来，中国需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利用自身庞大的市场需求优势，积极顺应国际规则体系，用更透明、更完善的制度体系吸引全世界的资本和技术持续涌入，塑造更强大的相互依赖的商业纽带，迫使逆全球化的行径在经济活动中产生更巨大、更不可逆的制度成本和经济成本，从而防范美国强制性“脱钩”行为给全球化进程和中国发展带来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