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炜：德国“嵌入式崛起”的路径与困境（上）

内容摘要

现有大国崛起研究往往过多关注“修昔底德陷阱”式案例，忽略了诸 如德国“嵌入式崛起”的替代路径，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选择偏差和执果导因问题。嵌 入式崛起是指崛起国通过价值内化和身份塑造，“嵌入”主导国所建立和维护的价值体 系和国际秩序中，并以此为基本前提来积极追求权力的增长和影响力的扩大，聚焦于规 范性权力的塑造而非基于实力的权力，致力于成为“塑造性大国”。德国在半个多世纪 中践行了嵌入式崛起，在大国地位稳步上升的同时避免了与现有霸权国及其体系之间的 紧张关系。作者分析了德国的嵌入式崛起在国际安全领域追求大国地位时遭遇的困境， 即在由实力政治主导的现有国际安全秩序中，德国试图推行以规范代替实力的全球安全 秩序观，不但有悖于主导国所推行的全球安全秩序并对其构成挑战，而且面临着嵌入与 崛起之间的两难：坚持塑造则相对于现有主导国而成为他者，保持与现有主导国的认同 一致则限制德国在安全领域追求塑造性大国目标的努力。德国正积极探索如何克服嵌 入式崛起的困境，即在不成为军事大国的前提下成为全球性安全大国。德国的崛起经验 为新兴大国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借鉴。

一、引言

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政策界和大众媒体热议的话题。然而，“陷阱”一词本身暗含了对大国之间权力转移方式的单一性假定。在这一预设下，看似意见相左的讨论实际上均已陷入“基于因变量进行选择”的偏差，即选择已成为“陷阱”的案例来讨论如何避免。从结果倒推的思维模式忽略了对崛起国追求大国地位进程的分析，更遗漏了那些成功化解“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使得对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反而起到强调作用，无助于发现那些最为成功的经验及其规律。例如，在当今大国崛起议题中，几乎所有的聚焦点都集中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语境设定为在现有体系中某种意义上“他者”的兴起。然而却鲜有将已实现并在继续追求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德国视为崛起国，也缺乏对其崛起机遇与困境、崛起方略以及教训的关注。

20世纪60年代起，德国即开始一步步突破对其崛起的层层束缚，逐渐成为欧盟的“无冕之王”，进而在话语、政策和行动上展示出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雄心，积极克服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天然不足，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纵横捭阖。与当代国际关系中任何一个国家的上升之路相比，德国崛起的速度和幅度都毫不逊色。然而，德国从国际社会的“二等公民”一路向上成为世界大国的惊人转变却并未带来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也没有在有关权力转移的国际关系理论争辩中成为话题。对此较为直接而便利的解释是，德国政治家慎谈崛起，而以外交“正常化”以及承担国际责任等表述来掩盖其崛起诉求，或把原因归于德国本为西方一员，却忽视了“西方一员”是德国刻意选择和保持的结果，而非自然而然或固定不变的身份特征。事实上，德国崛起的最大特点正在于其身份认同和价值体系的“嵌入（embeddedness）”，即在其成长和摆脱束缚的过程中，始终避免成为和被视为现有国际秩序中的他者。德国的这一身份选择之所以是“嵌入”而非“融入”，是因为其崛起过程中主动努力克服实力变化可能引起的身份认同趋向他者的变化，克服“脱嵌（disembedded）”的危险，保持自身作为现有秩序的主动维护者／推进者的角色，而非改革者／挑战者。因此，嵌入式崛起同时也规定了德国在对于权力和国际地位的追求中，专注于对国际关系中的规范、价值和理念进行与现有体系相容且更进一步的塑造（shape）。塑造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改变。此外，嵌入式崛起达到一定程度后，主导国以及现有体系对于崛起国进一步冲破束缚的限制势必更为强烈。崛起国对现有秩序的塑造渴望和力度加强，其所倡导和试图推行的制度、价值与规范具有脱离主导体系的危险，从而可能面临脱嵌。相比于其他国际关系领域，国际安全领域最具实力政治色彩，而主导国在这一领域所建立和维持的秩序中规范与制度的作用相对较小。德国在国际安全领域实施其塑造性权力，必然要提倡和积极推动建立大幅度超越现有体系的规范、制度和理念，导致其嵌入式崛起面临这样一个两难阶段：如果过度超越现有主导体系的秩序观并对现有主导国构成挑战，那么即使在保持西方身份的前提下，仍不免被视为怀有异心的他者，由此面临脱嵌的危险；但如果德国放弃自己的国际安全秩序观，修补现有实力政治主导的秩序，在无法追求军事大国的限制下，其难以实现全球性安全大国的目标，崛起也无从谈起。

本文探讨德国的崛起之路，反思现有权力转移与大国崛起研究的盲区，梳理嵌入式崛起作为“修昔底德陷阱”式大国崛起传统道路的替代路径，并分析追求“塑造性权力”以替代追求基于实力的权力崛起目标。嵌入式崛起与传统崛起理论并非完全相异，本文进一步探讨嵌入式崛起的困境——嵌入与崛起在安全领域的艰难平衡。本文的分析建立在德国经验基础上，解释了德国大国之路的路径与困境，不仅提供了解读和分析德国外交的新视角，同时重新审视了权力转移理论的单一逻辑。德国的嵌入式崛起在经验上具有特殊性，但在理论逻辑上具有一定普遍性，对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具有启发意义。

二、德国的大国之路：“嵌入式崛起”

所谓大国崛起，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寻求大国地位以及国际社会对其地位承认的过程。传统理论和政策分析集中在对“修昔底德陷阱”式大国崛起的讨论上，认为崛起之路就是挑战现有霸权及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之路。崛起国往往兴起于现有体系中相对边缘的地区，作为雄心勃勃的他者难以被现有体系接纳，造就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安全困境以及安全与地位的零和关系，进而形成权力转移趋势，对体系稳定带来重大威胁。尽管此种单一逻辑遭到各个方面的质疑与挑战，但“修昔底德陷阱”已成为学界和政策界观察和分析当今权力转移及其影响的逻辑起点。当前此类讨论集中关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并基本局限在“修昔底德陷阱”所设定的语境中。然而，德国的大国成长之路却很少被纳入崛起情境中进行审视与分析，究其实质是因为现有的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分析框架无法解释和兼容德国的崛起。在实践中，德国的大国成长之路向我们展示了区别于“修昔底德陷阱”式崛起的另一条道路，本文将其概括为“嵌入式崛起”，其在嵌入（身份）和崛起（目标）两个方面均区别于传统主导理论所关注的大国崛起。

（一）“嵌入”：身份认同

现有研究对崛起国类型的划分基本都以崛起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变化和针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为基础，将崛起国划分为“满意国”“改革国”“不满意国”或“修正主义国”“改变现状国”等类型。这些划分虽然并非对崛起国本身在实力和影响力变化过程中身份转化的总结，但都暗含崛起国相对于现有主导体系的“他者”身份——崛起国以他者的身份审视现有秩序并决定暂时接受或奋起改变。崛起国与守成国相互感受到对方的威胁，从本质上并非满意与否的表层态度表达或是否修正的暂时行为方式，而是来自这些态度和行为背后的身份，即“谁”在表达态度和实施行为。作为“我们”的现有秩序的核心成员表达不满和进行修正，或作为他者的崛起国表达满意与接受秩序，即使两者具有相等的实力，守成国仍然会认为威胁来自满意而恭顺的后者而非不满而寻求改变的前者。所有关于安全困境、“修昔底德陷阱”、误解与误读等问题的讨论归根结底在于一个问题，即崛起国是否必然成为现有体系的他者。即使崛起国有成为他者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否能够通过崛起国主动的努力而实现将自身身份嵌入主导体系？

“嵌入”概念源自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波兰尼使用这一概念表达了矛盾双方共存的一种状态，强调市场与社会的互为他者———市场具有无边际扩张的天然驱动，需要冲破社会对市场的限制将一切商品化、将效率置于一切价值之上；社会则需要防止市场扩张对社会秩序和价值的破坏、将市场的效率排序于社会价值之后，阻止人和自然的物化和商品化。嵌入要求市场自律其扩张的边界，主动限制其对社会价值的侵犯，从而避免引起社会反弹。然而在波兰尼的“双重运动”中，市场始终具有脱嵌的倾向，其与社会互为他者的身份一直存在，波兰尼也无意探讨如何嵌入的问题。而社会与市场是否能够找到解决他者身份问题的路径，更多是在实证观察中得到启发。例如，彼得·埃文斯（Peter B. Evans）在解释“东亚奇迹”时提出著名的“嵌入式自主（embeddedautonomy）”，将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成功归因于东亚以特有的方式实现了嵌入———社会政治与市场在相互塑造中解决了互为他者的问题，市场造就了更为有力的政府和社会秩序（发展型国家），而政治和社会秩序塑造了东亚资本主义的形态特征。

在大国崛起问题上，有学者使用嵌入这一概念以解读中国如何采用新兴国家集体崛起的新型崛起方式。然而其含义建立在崛起国相对现有体系的他者身份基础上，并强调如何在崛起过程中保持“集体他者”的状态，以避免既脱离目前的集体身份又仍然被体系主导国视为他者的尴尬境地。在此语境下，嵌入和脱嵌均相对于边缘体系而非中心体系而言，这其实与“修昔底德陷阱”式崛起路径并无差异。

本文所言及的嵌入式崛起中的“嵌入”则是指崛起国嵌入主导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首先从身份认同上解决相对于现有体系的他者身份，进而积极寻找崛起机会与空间。所谓嵌入，不仅指崛起国在结构意义上处于体系之中，而且意味着崛起国在规范、规则和制度等方面都认同现有国际秩序，并在发展进程中保持与其的共生关系。此处我们无法探讨这一身份是否永远真实不变，嵌入的实质在于主导国认同该崛起国为“我们”的一员。在认同的前提下，崛起国可以在各种议题上表现不满、异议并试图改变，但这些态度和行为都不构成脱嵌的危险。当其推行的价值体系及制度表现出大幅度超越（相异于）现有的主导体系时，则他者的影像即会出现，尽管这不同于完全异类的他者，但仍给其带来脱嵌的危险。嵌入式崛起是以身份认同的嵌入以弭平“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国不以国际秩序的他者身份从主导价值和制度体系的外部向内部成长，而是以“我们”的身份实现体系内部由下至上的成长；崛起国不仅不追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而且寻求维持、完善和推进现有秩序的规范基础，进而代表现有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崛起之路是在刻意选择和保持嵌入的前提下进行的。联邦德国成立之初，国家主权丧失、领土分裂，没有自主活动的权利和外交空间，然而就在这一起点上德国成功实现了国家统一和崛起。德国崛起的路径是选择嵌入西方，首先使自己成为西方国家的一员，以发起欧洲一体化和加入北约组织为标志，将自身牢牢锁定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同盟体系中。在此基础上，德国通过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复合，以与他国协调的方式获取自身利益，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以欧洲和大西洋团结的名义提出自身的要求。

德国加入西方的深刻意义还在于这不仅是彼时地缘政治条件下的外交战略选择，而且意味着德国民族文化认同的“双重拒绝”——拒绝德国的过去和拒绝东方。历史上德国的民族文化认同并不属于西方，其眼中的“西方”是秉承罗马传统的法国和英国，后来也包括美国。在德意志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西方甚至是作为其加强自我民族认同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在发展道路上德国更强调“德意志特殊道路”。早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就提出，德国民族文化认同的“特殊意识”来源于德国是晚于其他西方国家的后起国家，“德意志民族意味着与土地、故乡和古老习俗的联系。就这点而言，它对所有艺术的、文明开化的事物都是陌生的”。他认为，德国把“凡是罗马的都当作民族之外的和对民族有害的而加以排斥”。所以罗马（西方）代表威胁日耳曼人及其个性观念和社会秩序观念的一切东西。历史上的德意志帝国都将自己的文化属性定位为位于“欧洲中部、面向东方”的帝国，文化地理特性决定了德意志帝国对东欧地区具有文化吸引力。

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初的道路选择上，并非所有的政治精英都赞同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推行的“嵌入西方”。例如，著名政治家雅科布·凯泽尔（Jakob Kaiser）就与阿登纳针锋相对，提出“桥梁”方案，主张未来德国应该超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在东西方之间发挥桥梁作用。针对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前景，苏联也提出使德国中立化的方案。德国的立场在1952年东西方之间的“照会战”中极其重要。阿登纳对此极具先见之明，他深刻认识到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德国除了走融入西方联盟的道路外没有别的前途，此处的融入本质上是身份认同的嵌入，德国只有在赢得西方国家的真正信任之后，才能获得外交上的自主活动空间。阿登纳坚定地选择西方，其外交最大的成功之处也在于令德国嵌入西方的进程不可逆转，以“绑手”策略成功地让这一身份转变具有高度的可信性，使得西方将这一“外来者”视为“我们”的一员。虽然加入西方多边主义制度起初对于阿登纳来说更多是手段而非目的，但是嵌入西方的成功不仅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促进了德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强化了德国的西方认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不仅从战败国身份转变为“欧洲的德国”，而且德国人也开始希望成为“好的欧洲人”。与此同时，德国强化其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并与美国结盟。欧洲和西方认同最终成为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认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随着德国影响力的增强，它还以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卫道者”自居，以推进欧洲一体化为基础力图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德国的成功嵌入正体现在如今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忘记了德国的非西方属性，甚至认为德国是“天然”的西方国家。

由此可见，德国的嵌入是与主导国及其体系的“我们”身份的主动构建和刻意选择，这有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崛起。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长期强调其新大陆的共和国身份，将“腐朽的旧世界”中的欧洲列强视为他者。美国政治精英的主流观点是，欧洲国家的外交理念和方式都是不正义和不道德的。因此美国的崛起尽管实现了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力和平转移，但其崛起方式和进程并非嵌入式，美国在身份认同上不仅异于主导国，而且认为自己代表更加先进的文化。德国的嵌入式崛起也有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后者除高度认同美国主导的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外并无选择余地，也无力塑造现有秩序，其身份认同是跟随主导国的前提，而非实现崛起的前提。

（二）“塑造性大国”的崛起：追求和发挥“塑造性权力”

国家的崛起是一个追求权力及与之相称的国际角色和地位的过程。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传统讨论将国家崛起等同于对强制性权力和霸权地位的追求。而在德国嵌入式崛起中，嵌入的前提决定了德国崛起的方式和路径是追求塑造性权力，凭借其与现有主导国共享但又有所超越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塑造国际秩序，实现其全球影响力的发挥，同时运用规范和制度框架限制主导国的政策选项，从而克服自身在硬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维度上的天然缺陷。

塑造性权力指的是一国在与他国的互动中能够发挥影响力以左右他国的外交决策和行为选项，作用的根本对象是对方的行为偏好，具体机制是使其越来越接近塑造者的认知和立场，以至于对方在采取行动时往往感到行为是出于自愿而非受到胁迫或强制。塑造性权力与强制性权力不同，后者被定义为在“违背本身意愿”前提下对行为的改变，“即甲靠权力使乙去做他本来不愿意做的事”。实际上，塑造性权力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软权力，按照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的说法，“软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吸引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并获得理想的结果”。但塑造性权力与软权力又存在重要差别：软权力主要基于吸引力；塑造性权力所依据的除了文化、意识形态等吸引力之外，更多的还是基于对规范和规则的强调，并涉及价值和规范的内化过程，从而为行为设置选项框架（framing）。在权力的具体发挥上，塑造性权力主要通过说服、协调等政治外交手段，注重在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互动中主动设置议题、引领规范传播和制定规则，特别是强化多边国际制度，以达到塑造和规制他国的行为偏好和政策选项的目的。

塑造性权力也是德国政府官方文件中所宣称的要积极培育和发挥的一种权力。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崛起之路，虽然成功嵌入西方体系，但德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潜在冲击却一直存在：德国分裂是东西对抗的国际秩序所造成的，德国从未放弃统一的目标，这就意味着德国将改变现有秩序。一国试图改变现有秩序从来都是危险的，但阿登纳政府及其后历届德国政府均采取了塑造现有秩序的策略，以迂回、渐进的方式减小国际体系对德国的束缚。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认同法国的政治领导，但让自己扮演“思想领导者（Ideegeber）”的角色，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倡导“后民族国家”或“后现代”理念，主动向多边机构让渡主权，发挥了塑造欧洲秩序的独特作用。在冷战时期，德国外交是促进东西方和解与缓和的榜样，德国倡议欧安会进程、推动美苏在20世纪80年代的对话，成为欧洲缓和政策的先行者。最重要的是，国际秩序趋于缓和与冷战铁幕的松动反过来也为德国最终实现统一创造了前提。

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体系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国际制度和规范的广泛建立并构成密集而无所不包的国际制度网络，以至于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出现了在霸权缺位的情况下依靠国际制度运转的国际秩序。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国际关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国崛起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即在崛起进程中对权力的追求和影响力的发挥可以通过对制度和规范的贡献与塑造实现，从而创造成长空间、突破体系限制以及提升国际影响力和地位。

德国追求和发挥塑造性权力的基础首先在于它一直坚持所谓“文明国家”外交理念，努力做国际社会的“优等生”。长期以来，在西方大国中德国所体现的“文明国家”特性最为发达，这不仅给德国带来良好的声誉，也为统一后的德国发挥塑造性权力提供了前提。基于特殊的历史反省经历和战后德国的政治文化，德国外交强调摒弃传统的实力政治和强权政治原则，致力推动国际关系的文明化和法治化，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优先奉行合作主义和多边主义，尽量不使用军事手段。这种规范已经融入联邦德国的法律体系，1949年创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又称《波恩宪法》）规定：“德国可以经由简单的法律规定将民族国家主权权利让渡于国家之间成立的国际机构。国际法的一般规则也是联邦德国法律的组成部分，而且优先于国内各项法律，并直接产生联邦领土上的居民权利和义务。”在此基础上，德国提倡积极的多边主义外交战略，质疑一切非多边主义外交行为，尤其是强烈反对脱离国际组织框架和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德国的多边主义外交包含了很强的规范性因素，它将自身定位为全球性的规范性多边主义推动者。德国由此成功将自国家建立以来其主权受限的“短板”转化成了进一步发挥塑造性权力的优势。在积极推动和领导欧洲一体化的制度创建和规范引领方面，德国做出超越美、英、法等国的制度建设能力的成就，使欧洲成为世界的规范性引领，通过强化欧盟的规范性权力获取塑造性权力。正如伊恩·曼纳斯（Ian Manners）指出的，欧盟在国际关系中享有独特的规范性权力，它通过思想和观念的力量塑造其他行为体的价值观，靠规范本身来完成原本需要军事力量或者经济动机来实现的目标。

德国在崛起过程中要发挥全球影响力，明确将自身定位为“塑造性大国（shapingpower）”。2015年2月，德国外交部发布的《2014年德国外交政策回顾：危机、秩序与欧洲》专题报告对德国的世界政治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义，提出要担当国际秩序的塑造性大国。为此，德国规划了三个政策优先目标：一是以欧洲一体化为核心，嵌入国际秩序并发挥德国的影响力；二是积极维护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三是积极参与欧洲内部和欧洲以外的国际安全危机管理。这份报告堪称新时期德国的大国崛起宣言，集中体现了德国的崛起之路就是通过追求塑造性权力成为全球塑造性大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