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炜：德国对华政策转变与默克尔的“外交遗产”（下）

三、默克尔的“外交遗产”与德国对华政策转变的长期影响

2005 年默克尔首次出任德国总理的时候，西方国际秩序尚运行有序，而此后的 15 年里，西方国际秩序逐渐“失序”，与此同时，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却“逆势上扬”，不仅成为欧盟的“领导”，而且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以西方国际秩序的“捍卫者”身份在世界上发言。虽说现在就总结默克尔的政治生涯显得为时过早，但在外交上其将要留下的印记却是十分明显，那就是德国在默克尔执政时期终于真正实现了“大国崛起”。所谓德国崛起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不是德国在传统的国家综合实力意义上的地位骤然上升，而是德国身份的惊人转化，即成功地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潜在“另类者”转变成为西方秩序的“捍卫者”和“领导者”。

（一）默克尔的“外交遗产”与德国追求全球领导权之路

很多人都以为德国本为“西方一员”，却忽视了这一身份是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刻意选择和保持的结果，而非自然而然或不变的身份特征。德国外交的成功之处也正体现在如今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忘记了它曾经的非西方属性。联邦德国建立之初，阿登纳选择西方道路的深刻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德国在彼时地缘政治条件下的外交战略选择，而且意味着德国民族文化认同的“双重拒绝”——拒绝德国的过去和拒绝东方。直至 20年前，在德国统一十周年之际，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出版了巨著《走向西方的漫长道路》。在这本书中，温克勒把 19 世纪初至1989/1990年的德国历史解释为德国人偏离西方、历经曲折最终回归西方的历史。温克勒指出，直到 1990年 10 月的德国统一，德国才算完成了西方身份认同之路。旧的“德国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统一以后的德国与西方国际秩序之间的张力却始终存在。在整个20世纪 90年代，几乎所有关于德国外交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所谓德国外交的“连续性”问题而展开，人们普遍担心实力增强和脱离束缚的德国将会背离西方。1998年，施罗德领导的社民党—绿党联合政府开启了德国外交“正常化”进程，声称统一后的德国应该和英、法等国一样发挥“正常国家”作用，即“要建立所谓既不居高临下也不仰人鼻息的崛起民族的自信心”。在 2003年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之际，施罗德政府不惮于打破德国外交的禁忌，不仅不追随美国，反而与法国以及非西方国家俄罗斯和中国一道反对美国，彰显了德国作为“崛起大国”的自信。施罗德留给德国外交的最大遗产无疑是实现了“正常化”，但由于太急于“崛起”，德国与西方秩序的主导国——美国之间的关系一时跌入历史最低谷，而德国与西方秩序之间的关系依然具有微妙的不确定性。

在默克尔担任总理的15年时间里，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恰恰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挑战，民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蔓延侵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在的价值理念体系。特别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蔑视自由民主规范和价值，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甚至面临被颠覆的危险。此时，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却扛起了捍卫西方价值观的“大旗”。德国政治家在各种国际场合宣扬西方价值和规范，德国外交的官方文件对西方价值的强调不仅一以贯之，而且常常以欧洲价值的表述来指代西方共同价值。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体系来说，这种指代绝非泛泛之言。因为，伴随着21世纪以来的美欧在国际政治议题上的分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冲突导致西方思想界认真探讨一个涉及西方文化认同的问题∶欧洲与美国的区别。美国是欧洲的延伸，还是对西方价值的一种模范性的发展，抑或是一种对欧洲文化的特殊的重大威胁? 德国政治精英坚信，无论美欧分歧如何，西方价值共同体的基础是欧洲文化，而德国深深嵌入这个体系之中。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通过对欧洲价值的强调，德国就能够以西方价值代言人的身份来发挥其影响力，德国外交的声誉主要在于将规范、规则和价值基础上的多边主义作为基本原则，努力做国际社会的“优等生”，而非像其他大国那样，以强制性权力作为发挥外交影响力的基础。

历史地看，德国目前在西方和欧洲的地位是前所未有的，曾经的国际社会的“二等公民”和西方的潜在“异类者”，已经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和代言人的身份崛起于国际舞台，其中蕴含的国际政治意义超越了仅从经济、军事等维度去评判德国实力的强弱，而理解这一点也是我们评估德国对华政策战略转变的出发点。

（二）默克尔“外交遗产”与德国对华政策的未来

如何应对崛起中的中国是西方国际秩序目前面临的来自外部的最核心的挑战，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所谓“脱钩”政策不仅不可行，而且给西方世界带来更大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因此，以“正确”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是德国塑造西方国际秩序不可缺少的内容，只有束缚起“中国龙”，德国才能担负起在西方的领导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此次德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实用主义“投机”政策，它其实是德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方面，因而不会轻易改变，更不会随着默克尔在 2021年卸任而变化。具体而言，作为默克尔“外交遗产”的组成部分，德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转变将为后续德国政府继续执行的原因还有四点。

第一，在默克尔的参与支持下，欧盟对华战略定位更加清晰，为实施未来对华政策设定了框架。欧盟委员会与对外行动署联合于2019年3月 12日发布对华政策文件，将中国定位为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伙伴、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者和政治体制的对手，同时提出十项具体行动计划，规划了各个领域的对华政策。该文件从酝酿到推出都得到德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德国官员称该文件提出了欧盟在对华关系上的一种“全面亦勇敢的立场”，在市场开放等问题上“为欧盟的共同回答做出了重要推动”，同时也指出了“南中国海及人权状况对欧中关系的意义”。虽然在气候保护领域合作或维护伊朗核协议等议题上，中国是欧盟的重要伙伴，但应始终呼吁中国在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方面扮演积极角色。默克尔政府坚信，只有将德国对华政策嵌入所谓“雄心勃勃、自信和统一”的欧盟对华政策中才能取得成功，该文件的发布是从欧盟层面对中欧关系的性质进行了判定。在此基础上，德国将更积极地通过欧盟推行对华政策的战略转变。

第二，默克尔将地缘政治因素引入德国对华经贸合作，引导德国经济界以地缘政治视角看待对华经贸关系，为德国实施所谓对华“对等”合作做好准备。地缘政治视角意味着要将中国看作地缘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联系上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保持德国的产业竞争力，防止中国用经济联系“要挟”德国。2016年，中国企业在德国收购“库卡”（Kuka）、“爱思强”（Aixtron）等高科技企业，引起德国方面的警惕，被称为“唤醒”（wake-up call）之举。时任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 2017年6月在接受《金融时报》中文网采访时明确指出：“过去中德经济结构是互补关系，德国提供高科技，中国偏向中低端，但现在中国在技术上紧随德国，两国正越来越多地展开直接竞争”。2019 年1月，德国工业联合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报告。这份报告虽然承认德国需要利用与中国经济合作所创造的机遇，但也强调，中国正在通过积极的工业和创新政策成为一个技术领先的工业强国，这给德国乃至整个欧盟的工业界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德国工业界将这一挑战定义为欧盟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和中国的经济模式之间的“系统性竞争”，认为德国的“自由、开放和社会市场经济制度”与中国的“国家经济体系”之间存在制度竞争。这份报告在德国和欧洲具有广泛影响，直接影响到德国政府决策。报告的执笔人斯特凡·迈尔（Stefan Maier）受到默克尔青睐，并于 2020 年 10 月正式出任德国最重要的外交和国际关系智库“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主席。

2020 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又加剧了德方的担心，德国政府痛感其在全球价值链上对中国依赖过多，认为有必要调整和重组产业链，降低对华依赖性。默克尔在2020 年10 月 19 日柏林举办的亚太峰会上明确呼吁德国企业不要“太依赖中国”，要"多走向东南亚"，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在会上也表示希望“供应链能够多样化”。

第三，默克尔执政 15年以来，德国政党生态虽然发生很多变化，但是主流政党对德国崛起并发挥更大国际作用却已形成共识。目前德国国内主要政党均支持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新战略，这与 2007年默克尔意图调整对华政策在国内遭到很多批评的情形完全不同，当时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与默克尔有意见分歧，时任外长的社民党政治家施泰因迈尔公开批评默克尔会见达赖之举是“橱窗政策”，意在作秀。然而当前社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态度比联盟党还要强硬，2021年大选后可能参加执政的绿党则坚持更为极端的对华强硬立场。

第四，默克尔对华政策调整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有利于促进跨大西洋关系。长期以来，美国批评德国对华政策过于注重获取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暧昧”。德国转变对华政策的战略框架，强化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作用，对华展现强硬的一面，从根本上有利于德美关系的协调。德国政界和战略界人士普遍希望拜登在美国大选中胜出，认为他更加重视德国和欧盟的作用，而德国也将帮助拜登重塑美国的领导权威，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德国外长马斯在美国大选前夕撰文指出：“造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蕴藏着新的跨大西洋合作的机会。如果我们和美国共同努力让中国遵守国际规则，那么美国可以从欧盟作为北京最大贸易伙伴的作用中受益匪浅。”美国大选之后，德国将尽快向美国提出建议，制定新的跨大西洋议程，其中对华政策是重要内容。

四、中德关系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的应对

对华实施“现实性接触”政策是德国成为西方国际秩序“领导者”和“"维护者"的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基调不会在短期内转变，而且会成为默克尔的“外交遗产”，由下一届德国政府继承发展，这将给中德关系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第一，由于德国崛起的目标是要成为西方“领导者”，德国外交的利益范围也将相应地大大扩展。在中德关系中，德国将来不会仅仅只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实现程度，而是会以西方整体立场作为坐标系来定位其发展对华关系的利益基础。中德经贸合作在双边关系中的性质和作用也将越来越类似于中美关系中的经贸合作，即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大对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德两国在地理上相距遥远，不存在产生相互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提，但现在德国意图实现在西方体系内部的崛起，中国既是其砝码，同时也是作为“他者”的直接竞争者，中德关系的内涵实际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备了地缘政治竞争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传统上重视双边关系中经贸合作的“压舱石”作用的对德政策将越来越多受制于大国崛起的地缘政治竞争因素，而仅通过分析经贸关系中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与否来评估中德双边关系的传统路径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中德合作的空间将受到“挤压”。在德国“现实性接触”的战略框架中，双边合作的共同利益实际上被限制在特定领域，合作比较难以产生“外溢”效应，而且随着德国对华“防范”增多，中国打开欧洲市场和更好地获取欧洲资金和技术的需求也将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

第三，德国的国际秩序观是要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坚持遵循多边主义、建立制度和强调价值观的外交手段。德国明确期望中国承担与中国经济和政治影响相称的国际责任，在全球治理和应对地区与全球挑战方面注重与中国的合作，但其实质是要中国多做“贡献”。在经贸领域，德国希望以多边主义机制促使中国弥补德国所认为的“在处理国有企业补贴、强迫技术转让等方面存在的监管空白”。在安全领域，德国呼吁中国对在联合国框架内维持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多承诺，更积极地加入常规和核军备控制机制以及遵守既定的国际法，在南海问题上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德国利用多边机制束缚和规制中国的策略有时或许比强调双边路径的美国更有其难以对付之处。护者。因此，目前的中德关系在实质上是两个遵循不同崛起路径的崛起大国之间的政策互动。

第四，德国和美国将加强对华政策协调，美国因素在中德关系中的影响加大。传统的分析认为，德国对华政策明显有别于美国，德国对华合作的需求始终存在，因此中国“拉住欧洲（德国）”具有很大的战略可行性。但德国对华政策调整表明，未来主要防范中国的西方国家将不仅止于美国，德国作为美国的替代者、竞争者和合作者也将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即使拜登政府上台后重建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权，德国也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领导伙伴，德美之间将加强在人权、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平贸易等方面的对华政策协调。

显然，德国对华政策转变将对中德关系发展带来新的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它们并非中国外交难以应对的挑战。首先，对于中国来说，这些都不是全新的挑战，类似的来自西方世界的挑战一直都存在。无论是来自德国还是美国，其实质没有变化，而中国对此已具有丰富的应对经验。其次，中国未来对中德合作也将抱有更为现实的态度，在能合作的领域尽量合作，在难以合作的领域会对德国积极引导、巧妙斗争。再次，中国面对德国的战略优势依然十分明显；一方面，中国广阔和富有韧性的国内市场对德国企业有巨大吸引力，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德国经济的对华依赖性在一定意义上仍可发挥“压舱石”作用；另一方面，德国对华战略的实施深受中美关系发展影响，中国致力于推动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发展，也将塑造德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轨道。最后，德国追求西方领导权具有先天的权威“短板”，一旦德国崛起到自认为无须向法国“借权威”时，就将遭到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制约，德国冀图领导欧盟对华政策的集体行动困境依然存在，中国仍可对之应对周旋。

五、结语

中国和德国是当前国际体系中最为成功的两个崛起大国，但中德实践了两种不同的崛起路径，中国是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外围向中心运动，德国则寻求在西方体系内部的自下而上的崛起，当前的中德关系其实是两个崛起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具有超越双边关系的全球意义。德国崛起的目标是要成为西方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捍卫者”，而中国作为西方政治体制竞争的“对手”和身份认同的“他者”，成为德国强调自身作为西方领导者属性的对立面。目前，德国对华政策从“建设性接触”到“现实性接触”的战略转变是德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德国的意图是要谋求建立区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战略新框架，通过以“基于规则的秩序”来应对中国，既代表西方对中国展现强硬，又替代美国实施对华“接触”，从而实现德国在西方国际秩序中的领导权。对于中国来说，应重视德国对华政策出现的战略性变化，在外交布局中需将德国和欧盟提升到与美国同等重要的地位，妥善应对德国崛起带来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