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短期和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致性问题

01 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

首先，凯恩斯总需求管理理论是分析短期宏观问题的合适方法。经济衰退和经济过热时采用相反的政策，扩张刺激或是遏制收缩当期总需求。传统的短期总需求政策面临的问题是，短期宏观经济问题可能是中长期宏观经济问题的表象，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会产生中长期的宏观经济影响。最近拜登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比较典型的案例，2.8万亿美元的总规模相当于当期GDP的13%，如此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依据是什么？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回答这样的问题，肯定是要超越短期宏观经济分析，进入中长期分析的视角。依据奥肯定律，美国200年的长期潜在增长率是2.25%。过去40年，美国长期潜在增长率似乎上升为3%，上升幅度超过了1/3。未来，美国要保持3%以上的长期潜在增长率，防止经济走向持续衰退，这似乎是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的理由。从我国的情况看，宏观经济是否存在着总需求不足，相对于过往10%左右的长期平均增长率是不是过冷了？总需求不足有多严重？这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需要弄清的重要问题。

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短期宏观经济问题经常来自于外部扰动冲击，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等。过去几十年，“黑天鹅”式的随机冲击对全球经济稳定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值得关注的几次重大的外部扰动冲击，都对国际及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了中长期的冲击。实证检验可以发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了全球化进程与全球贸易趋势的变化。新冠疫情是新的重大的外部冲击，除了公共卫生领域外，可以观察到也正在对全球产业链、全球科技竞争及贸易产生长远的影响。外部冲击不能忽视，因为一次重大的冲击就可能改变发展趋势，这是我们应当重视的。

 

其次，过去40年，我国以高速追赶型经济著称于世，但如此的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必要的。追赶型经济本质是经济发展从低向高的阶段性问题，这既是观察我国宏观经济走向的长期视角，更是经济发展从数量追赶向质量创新转变的阶段性差异。当前，我们面对的理论难题是，如何将短期、长期及发展阶段转型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应当承认，现代宏观经济学还没能提供处理类似复杂问题的框架。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将短中长三大周期融为一体讨论宏观经济波动，可能值得借鉴。

熊彼特认为，宏观经济是在三种周期的相互扰动中运行。基钦周期是三年左右的短周期，与库存关系密切。库存增加与去库存是周期原因；朱格拉周期与十年固定资产折旧周期密切相关，与马克思《资本论》定义的周期相似；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指全球大的科技突破每五十年出现一次。尽管没有得到准确的测定，但康期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革命持续推进，但对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没有想象的大。未来全球增长前景还有赖于更大规模的科技突破。此外，在现实中，还存在着库兹涅茨检验的25年左右的房地产周期。我国经济学家彭文生以渐行渐近的金融危机为题，提出了资产泡沫可能不是简单的随机现象，具有明显的周期特点。

02 经济周期框架下的我国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

借鉴三周期甚至是五周期的框架，我们可以这样讨论问题。一是没有外部冲击的基钦周期波动应该不需要采取总需求管理政策，微观经济机制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经济繁荣，企业市场预期好，库存增加；库存过多引起企业效率下降，迫使企业去库存，经济从繁荣到衰退再恢复繁荣。二是追赶型周期需要有综合性宏观经济政策。回顾70多年来，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率应当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革开放前约为6%，改革开放后，提升到10%并持续了近四十年。一个超大型经济体以10%的速度奔跑时间如此之长，经济增量如此之大，在世界经济史上，应当是空前绝后的。我国经济增长不仅是总量规模大，人均GDP增长也快，14亿人用40年时间从最低收入之列到达高收入门槛，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如果我们说10%的增长率是百米赛跑，我们不可能如此持续地跑下去，要换成跑跑马拉松，而后是换成快步走，这就是经济增长有逐步下台阶的问题。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增长速度如何下台阶？下台阶就会面对三个或是四个显而易见的中长期经济周期问题。过去40年，我国经济出现过调整，似乎没有明显的周期。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一个似乎可行的解释是，我们经济增长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外部周期对我国的影响不大，加之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下保持着较高的要素效率。

未来当我国的增速慢慢降下来与全球平均增速接近后，我们会不会受到外部世界的周期影响，并进而形成共同的经济周期？值得重视与研究。目前有关全球长期增长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判断：一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戈登教授检验了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对全球的影响。无论是与五六十年代内燃机革命及上一代电气化革命相比，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生活方式，也正在改变生产方式，但是找不到互联网大大提升生产率的根据。他据此认为，从长期看全球整体增长是趋于下降的；二是全球化退坡因素。这一全球化过程与信息技术革命在时间上是重合的，已故的青木昌彦教授以模块化革命，阐述了全球的经济增长。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要素密集度差异，在产业内部进行垂直分工，信息产业的规模迅速扩大，技术创新持续深化，新兴经济体的几十亿中低收入人口融入全球化生产体系，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扩散，全球整体上获得了1+1>2的增量收益，产生了资源再配置把“蛋糕”做大的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结果。问题是在更大的技术突破到来前，资源再配置对生产效率提升的贡献率降低，加剧了全球范围的不平等问题。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利益分享不均等，引发了反全球化浪潮。这是“特朗普主义”以煽动民粹获得选票的基础。特朗普败选但留下了“特朗普主义”，反全球化、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与比较优势分工思潮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是我们在过去40年没有遇到，未来相当一段时间会经常被困扰的问题；三是追赶型经济增长在缓缓下落，阶段性的下落幅度值得研究。2021年我国增长速度会高于8%，2020—2021两年平均后约为5.2%。未来的合意经济增长率应当是更高些还是更低些，值得深入研究。从此意义上说，受短期、中长期和发展阶段转换多重因素的相互影响，我们可能面对当期世界最复杂的宏观经济研究与趋势预测。

最近，余永定“为什么这几年我都主张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一文引起了很大反响。简化表达其中的理念似乎是这样的，追赶型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要下台阶，并不存在不同意见。但具体是下降多少呢？是从10%下降到7%，还是下降到5%？经济学家不能给出准确的估计。当不能准确预知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幅度时，面对短期比较突出的就业和经济下滑难题时，可能的猜测是出现了当期总需求不足，应当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03 宏观经济政策中若干对应关系的认识问题

过去5年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个追赶型大国，我们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空前可能也是绝后的长期高增长。这是如同百米冲刺的光彩夺目，我们需要调整姿态从百米冲刺，转换为更加稳健的马拉松跑。这是长期动态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引发经济增长下行的内在原因。我们也应当看到，长期动态过程并不会消除短期静态的经济周期。两者叠加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即，经济下行中，长期与短期因素各自的贡献有多大。短期因素影响大，就应当采取更加宽松的需求侧管理政策。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关系问题。从整体上看，这是两个互有侧重并不对称的宏观经济学概念。供给侧改革的重心是调结构与转方式，是长期动态的问题。需求侧管理是短期静态的总需求管理问题。尽管在现实中，需求侧管理往往会具有长期动态性，如加大科技投入增加了当期有效需求，也提升了长期增长中的科技进步水平，但需求侧管理主体还是短期静态问题。从整体上看，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解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是以经济增长质量替换经济增长数量。因此，二者关系应当是以解决长期动态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兼顾短周期的总需求管理。

二是如何把握短期静态与长期动态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问题。需求很重要，总需求管理有利于防止宏观经济超预期过快下滑。解决追赶型经济下台阶问题，减缓中长周期相互振动引起宏观过度波动的关键，还是要靠供给型政策。面对多种因素混在一起相互影响时，经济学的常规分析方法是，逐一讨论一个因素变化而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假如没有出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供给侧改革，从短期静态眼光看，过去40年，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着10%的经济增长率均值，不同年份的实际增长率有高有低，围绕着一个10%的均值波动。宏观经济政策宽松或是紧缩，决定于实际增长率偏离10%的均值有多远。

现在把问题反过来，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长期平均增长率相对于前28年上升了1.6倍以上。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国人均收入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时，以质量换数量，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就会是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发生了转变的参照性目标。在此情况下，我国长期增长率低于10%，甚至是回到低收入发展阶段的6%似乎是个趋势。若如此，实际经济运行在6%左右波动时，是不是应该采取中性的总需求政策，值得认真研究。

三是有关内外需关系和扩大消费的问题。在国民经济核算平衡表上，内需和外需占比互为余数。比如说，GDP为100时，外需占比下降了，内需占比上升了，但总量100是不变的。因此，当我们讨论内外需的比例关系时，不是短期问题而是长期结构变化问题。扩大内需的准确含义是，未来我国经济的主要拉动力量是国内市场。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消费占比上升与投资占比下降，当期的GDP也不变。因此，启动内需不是简单地把消费率提高，使投资率下降。投资也是有效需求，消费可以带动经济增长，投资也会带动增长，不是简单的比例问题。

樊纲教授指出，美国长期消费率为75%，与美国人“寅吃卯粮”的一般印象有很大的差别。樊纲教授还提出了观察我国消费率的一个重要视角，住宅消费问题。租房是消费支出，租房的租金计入居民消费。拥有住房的居民购买房产支出计入了投资。2013—2015年深圳市在国家统计局的支持下，开展了虚拟住房消费研究。依据连续的跟踪统计，核算结果是虚拟住房消费占当年深圳GDP的8%以上，与美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纽约等十大都市核算的住房消费比例相当。若是在全国进行同样的测算，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住房消费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将会使我国消费的占比提高8%左右。此外，现实中服务业的消费需求往往是难以统计，大量的电商消费统计不到，按照有关估计会占GDP的5%。再如，电游消费也难以准确核算，严重低估是可能的。因此，我国消费率可能不是现有统计的这么低。

扩大消费不是多多益善，更不能过快过急。我们现在可能要警惕的是，我国年轻一代会不会走向高收入经济体的高消费模式。当然，讨论消费比例时还要看到，提高消费也不简单是短期宏观经济问题。不同假设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会有着很大的差别，按当期收入消费假设的宏观政策要在提高当期实际收入上下功夫。而在持久收入假设下，宏观政策的着力点是要提高居民的资产，扩大居民可持续的资产性收入。

四是合理确定消费与投资关系问题。宏观经济学中对扩大消费有着明确的质的规定性，即人均消费量扩大不能引起人均资本量的下降。未来妥善处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一定要做到经济新增量中消费的增长不能损害人均投资为前提。人均投资量不断减少，如同一个会议室有100盏灯，投资不够只亮95盏灯。一开始并不会影响会议进行，只亮50盏灯甚至降到10盏时，会议室功能就失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问题，是追赶型经济转型需要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需要持久为功。这些年来，制造业的利润越来越薄，总结起来有多重原因，说到底还是制造业低端化过剩的情况比较严重。

我们可以从企业效率来观察相对抽象的潜在增长率问题，当企业利润率、利润增长率、资产利润率普遍下滑时，应当是经济增长动力减弱。追赶型增长驱动下，我国高效率企业不多的判断可能不存在争议。托宾的Q值是企业效率变化的综合反映，用此值变动来评判我国A股上市公司绩效，增长潜力大的企业确实是不够多，总体水平与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差距确实比较大。假如我们资本市场上的高效企业越来越多，居民资产配置就会发生变化，资金就会从房地产市场向资本市场流动。

五是需要防止中长期供给侧改革与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不一致。这是当前应当予以关注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总需求管理政策目标比较侧重于短期总量均衡，有关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手段并不多。作为辅助性政策的需求管理，应当更多地选择既有利于增加当期总需求又有利长期转型的政策，而不是泛泛地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要平衡短期总需求与长期总供给政策，需要特别重视公共支出与公共服务问题。短期的公共支出可能是需求，更多的教育，更多科学研究，更多的社会保障支出，是保持长期经济增长潜力重要基础。面对低生产率增长，能够也必须做的是，不断提高人均人力资本水平，大力支持教育、科学研究及职业训练，这是高质量发展和创新转型的基础，也是当期重要需求管理的内容。教育医疗卫生开支提高了人力资本存量，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是以人力资本投资替代物质资本投资的长期方向，财政如何持续加大年度支出是很重要的问题。长期积累的社会保障缺口，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失业的社会保障严重不足，成了劳动力市场流动问题的风向标。没有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一般会对应着僵化难以调整的产业结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既有稳定当期总需求意义，也具有长期总供给能力提高的意义。

当前，短期需求和长期结构转换矛盾还表现为，与去年相比，今年中低端产品出口在大幅度增长。有效刺激了短期需要，大家都高兴，高兴之余，调结构的动力就不足了。结构调整得慢，出口报复性增长后，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成本提高，产品价格下跌的问题会再度突出。我国制造业结构升级的目标是什么？说到底是要创造高品质、高技术含量、替代性低的短缺型产品，类似于华为手机。为什么华为可以和苹果一样走高价竞争路线，除了是民族品牌的代表外，最主要是高性能和高制造工艺，引领了不断创新的高端手机方向。vivo和OPPO可以这样销售吗？应当是不行的，这两个品牌是大众化中低端的代表。中国消费者当然需要vivo和OPPO，但也需要华为和正在走向高端的小米。当我国的制造业从整体上完成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成为世界市场上的短缺型产品时，制造业的利润率才能提高，中低端产业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较好的解决。

最后，我们应当认识到经济周期不可能消失，但能够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创新型经济与经济周期不可分离，在经济的周期性繁荣与衰退的转换中，需要不断淘汰落后产能、落后企业，壮大创新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