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短缺经济学，更重要的是找到问题

今早，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与世长辞。作为一名东欧经济学家，他所做出的成绩和贡献发人深省。

科尔奈生于1928年，与他的国家匈牙利一起迈过了多个历史阶段，从而对其经济学思考和理论创新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个纯粹的爱国者

科尔奈是一个爱国者。1963年和1964年，他访问了剑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此后又走访了欧美许多顶尖级的学府和研究机构，尽管面临许多可能获得更优越生活条件的邀约，他始终坚持不移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担任了哈佛大学教授，仍然坚持一半时间在哈佛，一半时间在布达佩斯。他对匈牙利有着强烈的感情依恋，据他的自传《思想的力量》中描述，当他经过伊丽莎白桥，看到布达佩斯的美景时，总会不由得心潮澎湃。因此即使已经能够运用英语自如，他仍然喜欢使用匈牙利语写作。

他也表示，匈牙利给了他更多的灵感和启示进行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的确，他的“开山之作”《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便是以匈牙利轻工业部门的经验为基础， 对指令性计划体制的规律性和不协调性作了深入分析，尖锐地指出这种体制在激励机制方面的缺陷，并揭示了短缺和集中之间的密切联系。

与此同时，对匈牙利及东欧经济的思考也让他不局限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他的《反均衡》也挑战了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及其核心——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他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并非什么“金科玉律”，其所描述的信息结构过于简单，即经济体系的各单位之间只有一种信息——价格；这种视价格为惟一角色的理论，既不符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际，这个市场里价格的作用几可忽略，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这个市场里价格不是惟一信号。

虽然在不断地研究制度，他是一个很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一生中，有许许多多的从政机会，都被他一口拒绝。他说：“我希望仍然把自己的根基牢牢地扎在科学研究领域， 我不想担任部长、议员，或者政府委任的顾问。”“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任何政治权力，对我都没有诱惑力。”

经济为什么会“短缺”？

无论是科尔奈本人，抑或经济学界，都会认为其巅峰之作是《短缺经济学》。这本书在1980年出版后，受到了世界各国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在我国引发了极大兴趣和热烈讨论。

什么叫做“短缺”？科尔奈没有下一个笼统的定义，而表示短缺一词是一组大量现象的概称。不过他指出，短缺的信号有两种，一种是人们能直接感觉到的短缺，即人们的初始意图同其实现之间的差距。比如说物质短少、货架空空、经常停电等等。这种短缺通常可以直接度量；另一类是人们间接感觉到的短缺，例如由于道路拥挤，交通成本、时间成本、安全成本等不断上升引起社会成本上升。这一类短缺往往不能直接度量，而是由日益严重的社会后果逐渐显露出来的。

短缺现象则有四种类型。一是横向短缺，即发生在交换领域买者的需求与卖者的供给之间存在缺口，供不应求；二是纵向短缺，即发生在物资分配领域，上级部门拨给企业的资源相对于所下达的生产计划来说，往往留有缺口；三是内部短缺，即短缺发生在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中，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缺少完成计划所必需的投入品；四是社会生产能力短缺，即全社会生产能力的利用已接近各种短缺资源形成的“瓶颈”，缺少必要的生产能力储备，整个社会生产被推到了资源约束的边界。

可以说，四种短缺现象联系紧密。横向短缺是纵向短缺引起的。纵向短缺则造成了内部短缺和社会生产能力短缺，同时，纵向短缺也是后两者的结果，并一起作用于横向短缺。这四种短缺相互促进和困扰，短缺“像锁链那样环环相扣，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或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短缺滋生短缺。短缺引起的强制调节效应会在生产中倍增和扩散开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性经济“短缺”现象。

预算软约束带来的多重二元悖论困境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预算软约束”这个词，甚至也经常用到，但却不知其由来。

对于持续的“短缺”现象，科尔奈试图找到答案。

为什么明知“短缺”，企业不增加生产呢？如果企业增加生产，市场是否就不会短缺了？

他认为，企业在增加生产过程中可能遇到三种约束：资源约束、需求约束和预算约束。

对于所谓古典资本主义企业来说，其预算约束较硬，即财务能力具有刚性，如果运营不佳或债务过高等，没有偿债能力，就无法持续，只能破产。但对于当时匈牙利计划经济的企业来说，预算约束是软的，也就是“预算软约束”，财务能力有经济学意义上无法估量的“弹性”，即使运营不善负债过高收益不佳，企业可以持续亏损而不会破产，因其最终总会得到国家帮助，无论是接受追加贷款，减免税收，获得补贴，还是提高销售价格等等，反正结果总会摆脱财务困境。

这会带来什么？

会带来一种二元悖论的景象。

由于不受预算约束，所谓“软约束”，企业就会自然而然产生无止境的狂野需求。因为很显然，如果有预算硬约束，企业就首先得考虑制造出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卖出去的利润能不能覆盖成本，刨除成本的所得能不能还本付息还支持现金流动继续经营，其中只要有一个环节答案是“不能”，企业就不形成新的购买力，不可能继续生产或者继续投资。但在“软约束”下，企业对于负债的考虑变得很低，就算企业不能从产品的销售收入中形成购买力，却能通过财政或信贷的途径获得购买力，使其产生“数量冲动”，实践现实的购买行为。

于是，企业在拼命生产，而市场在玩命短缺，两种看似相悖的状况同时出现了。

不仅如此，企业不仅有扩张冲动，软约束也会带来其囤积倾向。软约束会使企业不再去考虑囤积所占用的资金和管理成本。当资源的占用愈演愈烈，横向纵向短缺也当然会愈演愈烈。

于是，更荒谬的景象出现了，企业越努力生产，市场短缺越严重。

“父爱主义”带来的二元悖论困境

那么短缺究竟是个什么问题？

是个宏观问题还是微观问题？

科尔奈并不否认宏观失控对短缺的影响，他说，“至关重要的是持有最大‘水泵’的中央计划者究竟是带头抽吸呢，还是抵制下属组织的抽吸行动。”但他特别指出，短缺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不在宏观失控，而在于微观的软预算约束和造成这种软预算约束的机制。他的观点是，“长期短缺的主要解释在于制度条件以及导致的行为规则。与此相比，经济领导人的增长政策是次要的解释因素，它的作用是加强或削弱主要因素的影响。”

微观行为是怎么造成的？

他用“父爱主义”一词来形容国家对企业的保护和企业对国家的依赖关系。他说，“父爱主义是使预算约束软化的直接原因。如果这种软化发生，就必然导致与短缺相联系的若干现象。”

事实上，在普遍的软约束下，不仅是企业有数量和扩张冲动，为其提供财政支持和融资贷款的机构也会有投资饥渴，甚至发行货币的机构也会有发行冲动。

然而，面对所有组织和机构的“预算软约束”，家庭与个人的预算却始终是“硬约束”，两者相碰撞，只能以个人与家庭面对“短缺”的“硬墙”为结果。不断的排队、空手而归等，让家庭与个人不堪重负。

面对短缺，投资分配的决策者难道不会加大投资吗？从实际看，投资分配者往往会延迟投资，因为延期对于分配者的好处是内在的，而坏处是外在的。一般来说，都是在某个领域的社会容忍限度被超过了之后，类似于“灭火”。这时，社会影响就会较为糟糕。而根据“短缺”进行计划性调节常常只是在加剧另外的资源紧张，引发新的“短缺”爆发。由此，整体投资的调节也逐渐走上了不断“灭火”导向之路。不断的“灭火”也会让基层管理者不堪重负，但效果却难言良好。

这时，预算的软硬约束冲击在结构性扭曲中带来又一个二元悖论的出现，即基层的筋疲力尽和社会的抱怨不绝。

解决方案？不是计划也不是放任，是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

科尔奈曾经表示，短缺在理解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方面起着类似于失业分析对资本主义经济所起的那种中心作用。

当然，他说的所谓“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过去东欧的一些计划经济僵化机制。他在《短缺经济学》的结尾部分强调指出，“最后我们得到了最重要之点。产生本书描述的那些现象的制度条件，行为方式和规律性并不是外部强加的或不可改变的。1968年匈牙利改革本身证明了这个命题，即谨慎的人类活动能改变它们。这种性质的更深刻的变化将来还会出现，从而缓和本书所分析的那些现象即短缺现象”。

匈牙利也曾经试图进行改革。科尔奈将经济控制调节机制划分为四种模式：直接的行政协调，间接的行政协调，无控制的市场协调，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

在1968年改革之前，匈牙利的经济生活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间接的行政协调，并且还存在少量的市场协调，但这两种机制只起补充作用，国有企业的活动主要是通过直接的行政控制机制进行协调的。当年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全部取消一切正式的短期指令性指标。与此同时，还进行了奖金、用人、价格等其他改革。但这一切改革并没有使匈牙利的经济转向市场协调，只不过是间接的行政控制取代直接行政控制占了支配地位。在这种模式下，企业行为的特点是，一只眼睛盯着上级，一只眼睛盯着市场，而对上级的垂直依赖是主要的。

这种“双轨制”的极其不彻底，在短期内也许释放了一些结构扭曲带来的红利，但始终还是在“父爱主义”的庇护下回避市场的作用。由于未能从资源约束性经济转变为需求约束性经济，过剩与短缺还是存在，打算投资的企业对贷款和国家投资的要求仍然大大超过现有数额。投资品市场上仍然存在严重短缺。由此导致的二元悖论“劈叉”无法消除。

科尔奈也反对完全无控制的市场协调，他认为这会带来宏观与微观的利益不一致、垄断、以及收入分配不公。他的目标是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

不过，全书没有明确提出任何改革建议，科尔奈说，“即使话到嘴边了，我也竭力加以克制。” 因为他认为，如果对原有体制机制的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那将不会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只有先弄清问题，才能正确回答“应当如何”。

后记

这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似乎非常凑巧，但一切都不是偶然。一系列改革让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从宏观到微观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时至今日，“短缺”已经远离我们，中国的经济转型经验也成为世界各国乐于研究的课题。这就是因为，中国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又坚持自己特色。

但“紧计划”“抑制性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短缺经济”，这些词仿佛都离我们并不遥远，“预算软约束”更是仍然并未成为历史。现下有些地方或行业，是否仍然零星存在着计划经济时期的陈旧观念，甚至在一些决策、分配和管理上又用了陈旧的方式？也许还是会有的。当你看到“短缺”“过热”“软约束”“紧计划”又在什么地方出现的时候，就可以回看一下科尔奈。科尔奈走了，但好的理论是有普遍适用性的，中国已经让世人看到，实践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