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庆：当我谈城市更新时我谈些什么（中）：北上广的四十年更生之路

今天，我们深入研究大半个世纪前英国、美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时可以发现，在中国改革开放逾4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城市发展的脉络与轨迹确实有一些相似性。

当然，英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基础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在城市规划层面上，对于人居治理和文化复兴的整体把握上，其实存在着很多值得研究的共性。

前鉴可纳，兼收并蓄，在中国，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代表的超级城市，一方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旧城中蕴藏着大量亟待重构与更新的文化内驱，另一方面，这些城市一直处于中国经济的风口浪尖，是所有最前沿商业模式、科技创新的聚焦地。

城市的AB面，赋予它们在城市更新中更多的可能性与延展性，一场转变思路的中国模式城市更新正在裂壳更生。

一、古都北京的复合型功能更新之路

与英国伦敦、美国纽约这样的世界超级城市相比，中国也存在着类似体量级别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而在城市人文历史层面上，中国的超级城市甚至有着更加深厚的底蕴。

以中国首都北京为例，这是一座建城三千余年，建都800余年的古城，无论是自然观、人文观、政治观，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自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更新进程大致经历了三个特色鲜明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政治功能性成为北京这座城市的唯一特征，大量中央部委的办公机构在老城选址，成为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策略。

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到北京奥运会举办的30年间，北京经历了一次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快速旧城改造，北京内城在原有历史文化基础上迅速崛起了两条商业街区：王府井商业区、西单城市广场。这种以商业规划更新片区的做法，在以往的北京是没有过的。

与此同时，金融街的改造、中关村的升级让北京向功能多元化的城市迅速转型，北京不再仅仅担当政治中心的功能，还有中国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部分功能属性。

在这一阶段的城市规划与改造过程中，北京大量具有历史文化风貌特色的建筑群落被拆除，代以设计雷同、缺乏美感的实用型建筑群，城市的文化基地遭到了严重损害。

第三阶段：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的10年间，是北京的城市文化风貌迅速升级的阶段。

这一阶段，北京也开始像半个世纪前的英国、美国城市一样，对于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进行反思，无论是政府决策者，资本持有者，还是居住体验者，在经历了奥运会无与伦比的“城市更新活体实验”之后，都深刻地意识到，文化复兴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有着非凡的意义。

从鸟巢、国家大剧院、央视新址这些城市新地标的崛起，到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生活与文化正在迅速融合，文化保护的理念也在迅速嵌入决策者的政策中。

于是，我们在北京看到了一系列深度植入北京文化的保护性更新项目，比如前门大街一东一西的大栅栏与鲜鱼口文化街区，北中轴线一东一西的什刹海与南锣鼓巷文化街区，其规划思路都是以渐进式为主，只做了极少的拆改工作，延续了在地性的文化复兴策略。

但是，这些地区的改造结果中也有一些遗憾，表面上，从建筑风格到商业设施都充分体现了在地性的特征，但在文化街区的整体运营中，并没有让历史文化内容成为运营思路中的重要载体。

从这个角度上，北京的旧城更新依然存在大量改进的空间与机会。

与旧城内容复兴相比，北京在工业遗产的城市更新领域有着更好的尝试，在北京城一东一西的两座老工业基地——首钢、798，这两座文化产业与工业遗产结合的城市更新项目，已经成为北京城市更新的另一类型范本。

在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的城市更新后，北京已经逐渐进入到城市更新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主题是“以人为本的旧城复兴”。

老北京城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旧城的文化与历史遗迹仍需保留与发扬，这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更加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通过对英美城市更新的反思与总结，我们必须确认的一点是，城市复兴的基本理念必须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其中又包含了两层含义：

首先，城市复兴的目标应当更为广泛，内容更为丰富；

其次，这项事业应当继续趋于谋求更多的政府、社区、专业机构、专业技术人员、社团组织的多边合作，才能获得更加高效、高速的增长。

二、大上海文化复兴之路 新兴城市的重要参考样本

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的城市发展脉络与北京完全不同。这座在13世纪末方才置县的沿海城市，从上世纪初开始，就一直以东方巴黎、时尚之都的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经历了多次行政区划调整，真正开始进行旧城改造，是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

回顾过往40年，上海一共经历了四次城市更新。

第一次更新：上世纪80年代，上海启动了第一次以改善居住环境为目标的旧城改造计划，上海成片改造闸北、南市、普陀、杨浦等地区，改造简屋、棚户和危房，改善基础设施。

在这一时期，今天上海市最重要的几大商业区正式成形：人民广场、外滩、徐家汇、豫园、淮海中路东段等。

当时的改造资金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财政拨款为主，改造方式以大规模地拆除重建为主。

第二次更新：20世纪90年代，全国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第三产业成为主导型产业，上海对于城市结构进行了快速更新，由政府主导、开发商配合，将城市中心的工业用地与棚户房进行整体搬迁疏解，信息产业、商务办公、金融业取而代之。

此时，上海已经开始注重对于城市文化价值的保护与开发，其中较为著名的是新天地商业街的改造开发，在这次开发中，外资引入、政企合作的城市更新新模式大获成功。此外，在思南公馆改造、田子坊改造的过程中，上海经验也非常值得其它城市学习。

第三次更新：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上海的城市更新主题是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受到此前快速城镇化对于历史文化冲击的影响，上海市在2003年批准了《上海市中心城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划示》，此后两年间，共确定中心城区144条风貌保护街道。

这一阶段，上海有大量老旧工业基地被改造成创意产业园区，其中包括莫干山路M50艺术园区、1933老场坊、苏州河仓库SoHo区、8号桥创意办公区等。

第四次更新：自2010年世博会成功举办以来，上海逐渐建立起体制完善的内涵式、渐进式的有机城市更新，城市发展进入减速期、反思期，更新对象由群体向单体转变。

近年来，上海的城市更新非常关注历史风貌街区的创新性保护和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再利用。

2015年5月，上海市政府发布了《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标志着上海进入以存量开发为主的“内涵增长”时代。

通过对上海四个阶段城市更新特点的总结与研究，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一座城市从商业复兴到文化复兴的整体转变历程，其中既有冲突和纠结，亦有兼容与秩序。

今天的大上海，已经成为世界最著名、最繁华、最富有活力的超级国际大都市之一，但是，商业的发达却并没有掩盖与抑制其城市文化的复兴。

在这一点上，上海的成功样本，非常值得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期的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认真学习。

 

三、广州：为城市更新首设专门政府部门

作为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群体的诞生地，广州是中国最早一批真正意义的现代化城市之一。

广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

1981年，深圳、珠海、汕头被划为经济特区，广州在地缘上立即成为全国焦点，其位处三座经济特区的联络中枢位置，在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上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根据这座城市对于街区、建筑改造诉求上的升级，广州的城市更新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自上世纪90年代初：当大量外资进入广州危改项目后，整体改造规模呈现高速粗放的风格，为了解决其中出现的问题，1999年，广州市政府出台《广州市危房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危房改造必须由政府主导、投资、实施。

本世纪初，广州正式启动城中村的改造计划，并逐步引入社会资本推进旧城改造。这一阶段，广州的城市更新思路依然比较传统，且缺乏统筹部署。

第二阶段从2009年末广州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开始：该意见明确遵循“政府主导、市场参与、分类推进”的原则，确立了三旧改造“1+3”的政策体系。三旧改造是广东省特有的改造模式，分别是“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

在这一时期，广州市搭建了三旧改造政策的基本体系，确立了基本原则和分类指导政策，并一直处于试点实施、优化调整过程中，为后续城市更新政策优化、改进积累了丰富的项目实践经验。

第三阶段的城市更新始自2015年广州市城市更新局挂牌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化、专业化的城市更新职能部门。

近几年来，城市更新局逐渐成为广州市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