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庆：人口普查反思

关键劳动力人口数据背后的

隐藏密码亟需破解

自1990年四普之后，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就进入了下降通道：四普时的总人口增长率是12.45%，五普时降到11.66%，2010年的六普，这个数据骤降至5.84%，刚刚发布的七普，中国总人口为14.43亿，较十年前的13.71亿，增长率微降至5.38%。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自1990年四普至今的30年间，中国家庭户均人口数从近4人降至2.62人。

在人口地区分布上，最严峻的问题依然来自东北地区，该地区人口在全国占比仅6.98%，且较六普下降了1.2个百分点。

一个好的趋势是，与六普相比，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出现大幅上涨，六普时，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仅8930人，2020年，这一数据为15467人。此外，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数也有微升。

但与之对应的是，每10万人中，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下降了11%，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下降了7.5%，这一数据对应的最直观的社会现象就是——青少年人口减少。

在详细查阅了七普的相关人口数据后，我发现，其实在一些关键指标上，颗粒度是比较粗糙的，如果不对这些指标进行进一步的拆解分析，我们可能很难看到中国人口现状的底层问题，也就没有可能据此做出更具有前瞻性的决策规划。

数据缺失之一：

15-59岁关键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

常年以来，我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人口问题，因此，在七普的所有数据中，关于老年人口的相关统计结果大都在我的判断区间内，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进一步得到了印证。但是，对于15—59岁的关键劳动力人口的统计数据，其实存在着更多值得深入挖掘的细分数据。

七普结果显示，15—59岁人口为89438万人，占63.35%，与六普相比，中国的关键劳动力人口出现了明显下降，幅度达到了6.79%。但是，这一数据并不足以说明中国老龄化问题的趋势。

关键劳动力人口的年龄跨度达到近半个世纪，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以10+年为一个区间的数据分析，将年龄层设置为青少年（15—24）、青壮年（25—34）、中年（35—50）及中老年（51—59）四个阶段。

这四个年龄阶段分别对应着中高等教育阶段、劳动能力上升阶段、劳动能力成熟阶段、劳动能力近衰落阶段。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中老年（51—59岁）人口在关键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过大，也就意味着，未来10年内，中国的老龄人口的比重和数量将迅速增长，我们的人口形势可能比目前这份七普数据中直观显示出来的，更加严峻。

相关人群细分数据的分析，对于下一个人口普查周期、以及下一个人口政策决策周期都是非常重要的参照指标。

数据缺失之二：

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

七普数据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占36.11%。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

这个数据一方面显示了我国近十年来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显著成就，但是，数据中却没有专门针对逾5亿乡村人口的人口结构分析。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看。近年来，对于中国城镇老龄化的问题，社会各界已经形成了共识，并逐步加以重视，而对于中国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无论是从养老保障体系上，还是农村劳动力流逝问题上，长期以来，都不在公众焦点议题的范围内。

七普数据中，没有告诉我们，5亿多的乡村人口中，老年人口的占比是多少？51—59岁的潜在老年人口的占比是多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多少？而这些都是关乎乡村发展下一步决策的重要指标依据。

对于远离乡村的“城里人”而言，对于中国农村的认知依然停留在“家这朋地，家家种地，人丁兴旺”的传统认知阶段，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收益逐年降低，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的意愿非常强烈，当这一人群选择离开了土地之后，留下来负责耕作的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很不乐观，中老年人成为了耕作主力。

在中国，现代农业的全面机械化仍处在推广、普及阶段，劳动力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依然非常重要。

农村人口结构与粮食安全息息相关，这绝非耸人听闻，而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严峻的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与此同时，在农村人口结构偏老龄化的背后，另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是，城乡养老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大量农村老年人口独守土地，一没有子女赡养，二没有养老保障。这一状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很可能演变为巨大的社会问题。

人口普查数据中应当包含足够详细的农村人口结构分析，这对于我国制定跨区域医疗并轨及相关政策试点，都将提供非常有益的指标支撑。

京沪双城与江浙粤三省的

人口增长差异

人口地域差异之一：

GDP走高，内蒙古人口缘何外流？

本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共有六地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分别是甘肃、内蒙古、山西以及东三省，这个数据与各地的GDP相对照，以上六地中，在人均GDP的数据上，甘肃、黑龙江分列倒数一二位，山西排名第26位，吉林排名第24位，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常住人口出现明显的负增长，流失人口逾65万人，但是在人均GDP上却可以排到全国的第10位。

通常意义上，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大都呈现人口聚集效应，唯独内蒙古例外，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深入分析内蒙古的经济构成就不难找到答案，该自治区内的经济支柱产业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如煤矿、畜牧业，而在外部投资、交通运输、服务业上依然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如果内蒙古不能对现在的地区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升级，人口外流的趋势仍将进一步持续，而一个地区的资源再丰富，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为支撑，也不可能成为长久之计。

人口地域差异之二：

中部塌陷的热岛效应亟需疏解

七普关于各地人口增长的数据中，中部地区、特别是两湖地区的人口变化非常具有代表性。

在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口变动排名上，湖南、湖北两省的人口虽然总量依然有一定增长，但仅排在第21、24位，分别增长逾76万、逾51万，而再深入挖掘城市人口数据，国家统计局在201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长沙市的净流入人口达到101万，武汉市的净流入人口更是高达214.8万。

两座中部大省的核心城市具有超强的人口吸附能力，因其城市创新力和经济发展迅速形成了人口问题上的城市热岛效应，这一方面带动了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质量，但另一方面，对于周边城市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热岛效应出现的同时，各地政府应当注意到小城市、乡镇的孤岛效应趋势，城市人口空心化对于一城经济发展的负作用非常明显，这种伤害一旦形成，再想恢复的难度非常大。

人口地域差异之三：

市场化程度与人口状况呈现正相关

在各地人口增量分布上，排名前三的江浙粤三省，就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一现象再次印证了我国持续推动市场化发展的决策，并将对其它市场化程度相对落后的地区起到较大的刺激作用和启发。

其实，这是一个很容易推导的逻辑：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活跃指数越高，直接影响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从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进而可以吸引其它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人口主动迁移。

人口地域差异之四：

市场化之外的成本因素

市场化水平对于人口的吸附作用非常明显，但另一个对于人口的挤出效应同样值得引起重视，那就是一地生活成本和消费水平企高对于人口的排斥。

北京与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城市，人均GDP高居第一、第二，而且排名第三的江苏省与京沪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样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与两地的政策倾斜、区域位置有关，另一方面当然也与高度市场化水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但是，如果按照“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逻辑推演，在京沪双城是说不通的，七普数据显示，北京与上海的人口增量仅排在全国第13、15位，甚至比河北省还要低。

究其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这两座城市的生活成本较其它地区明显过高，导致很多最初选择京沪工作的人群，最终由于无法承受巨大的生活成本而选择离开。

具体到微观层面，京沪生活成本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居住成本，一方面是两城房价始终处在全国高位，另一方面是房租价格几乎占据了很多新进入者收入的大头。

我们不能回避的是，房地产市场如果缺乏良性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人口流入、人才引进、人力资源培育是有挤出效应的。

年轻人真的不想生孩子吗？

必须认清的老龄化误区之一

老龄化与生育率的因果关系

对于如何破解中国的老龄化问题，现在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迅速有效提升生育率的问题上，但是，如果将生育率置于孤立问题的场景下，我们很可能得不到想要的答案，就算出台一些力度很大的刺激政策，比如通过经济补偿、福利保障来刺激生育的政策，可能效果依然不会太理想。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中国生育率走低的深层次原因：家庭赡养负担过重才是育龄人群恐生的根源。

养老其实与生育是相辅相成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角度。

当中国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时，现实的情况是，六个成年人（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抚养一个未成年人。

可以想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就会演变成一个中青年家庭赡养12位老年人，其中包括4位低龄老年人和8位中高龄老年人。

如果不对未来的中国养老产业进行进一步的扶持与推动，不对中国养老福利体系进行全面布局，现在仍处在未婚或已婚未育的年轻人将会产生更加严重的恐生情绪，乃至巨大的生活负担。

这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恐生旋涡，一旦形成，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结构造成巨大的伤害。

必须认清的老龄化误区之二

如何破解恐生心态

从2020年到2030年的十年，将是中国为深度老龄化社会做出积极应对的最后一个黄金十年，这十年间，我们必须要穷尽一切手段鼓励生育。

从最宏观的层面上看，至少有三个可以着手的鼓励方向：

在居住层面，中国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是导致年轻人恐惧生育的重要原因，这是养育成本中最重要的一项支出，中国各地政府必须尽快对居住环境与生育环境做出政策支撑；

在教育层面，中国人的家庭教育支出成本近十年来持续走高，甚至已经占到了家庭总支出的大头，这是非常畸形的现象，必须尽快对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非义务教育支出做出对应的政策说明，以缓解有生育意愿的人群的恐生情绪；

最后，在育龄妇女的生育环境层面，中国依然存在巨大的改进空间，比如产假制度、哺乳福利制度、托育保障制度等方面，都应当制定相关政策，以缓解育龄妇女的后顾之忧。

必须认清的老龄化误区之三

流动人口的劳动使用率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增长69.73%。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为人口的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

各地政府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流动人口多，人户分离情况严重的现状，将对当地社会经济带来很多规划和决策之外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对流动人口进行更详细的构成分析，素质分析，趋势分析，并利用数据分析的结论，有效提升流动人口的劳动使用率和资源适配率，从而让流动人口形成最大化的生产效率，保证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并在城市就业方面提供好配套服务。

必须认清的老龄化误区之四

剔除堆积效应后的生育率困局

据我所知，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声音，依然有人保有“中国人太多了”这一保守观念。

对于这样的分歧，我的观点是，中国现阶段依然拥有劳动力优势的事实不会改变，但人口的有效指标绝非数量，而是年龄结构和整体素质。

因此，中国必须以最大的行动力改变生育率持续低迷的现状，并以最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发展养老产业。

2020年，中国生育率为1.3，但这是建立在近几年二孩政策带来的堆积效应基础上的，即新政推行之初因受限无法生育二孩的家庭在短期内集中生育。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预判到，未来两到三年，在剔除了堆积效应后，中国的自然生育率将降低到更加严峻的低水平上，根据七普的统计数据推算，十年后，中国育龄妇女的总量将出现大幅下降，降幅很可能达到30%。

人口政策

谋已定 需立即行动

根据官方发布的口径，中国人口的峰值仍未到来，具体时点尚没有确定，但人口总量将保持在14亿以上的总体水平上，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劳动力资源仍然充沛。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同时，人口增长放缓，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人口红利继续存在，同时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经济结构和科技发展需要调整适应。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

在七普中还有很多指标性数据，我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不过所有数据都在指向着同一个事实：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并且仍在加速，而摆在中国面前的人口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必须立即制定相关政策、启动相关产业布局。

现在，已经不存在谋定而后动的问题，在政策层面，我们有很多发达国家的人口政策可以借鉴，借鉴并非照搬，中国是人口大国，肯定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但在鼓励生育以及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方面，肯定要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政策共识及决策纲领。

写在最后

既不夸大也不回避

中国必须正视老龄化

在七普数据公布后，确实存在一些较为悲观的声音，其中的一些预判观点甚至有些耸人听闻。

但是，我也注意到，还有一些主流媒体在对人口问题的言论中，仍在强调人口红利，而刻意回避人口老龄化的明显趋势，这也是不可取的。

对于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我们必须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应对。其实在这件事上，我们没有任何回避的必要，也没有回避的可能，老龄化就在我们身边，每天的工作、生活场景中随时可以感受到。

所谓正视老龄化问题，中国其实只要在三个大方向上给出明确的政策支持：

在生育端，通过政策鼓励与支持育龄人群，在养老端，积极布局养老产业和社会福利体系，为家庭赡养减轻负担。与此同时，我们要充分利用数量庞大的低龄老年人口，积极发展银发经济，进一步用创新驱动思想，让低龄老年人口发挥更多的能力，以抵消老龄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