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建设代际公平的数字社会

在已经到来的老龄化社会中，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代际公平”与“代际数字公平”？

各位在场和在线的朋友，前面，梁春晓老师给了我们一个老龄社会的宏观图景，梁老师告诉我们，老龄社会不只是老年人口数量多了，更重要的是预期寿命的延长带来的社会转型。这是非常有见地、非常有洞见的观察。这个观察提出了一些需要认真探讨的新问题。比如说，针对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不再只是养老，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价值。张新红老师讨论了数字鸿沟以及代际数字鸿沟到底意味着什么，给我们指出了老龄社会生活的光明前景：即便你老了，不能动了，还是有办法把自己安然地送到另一边去。这两篇演讲的分析非常具有洞见，为下面我要和大家讨论提供了非常好的事实基础和知识基础。

我想先跳出两位针对现实的讨论，也跳出从一边到另一边的渡劫，与各位探讨数字社会的代际公平。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代际公平”，另一个“数字代际公平”。分三部分进行探讨：第一，什么是代际公平？第二，技术创新如何在影响代际公平？第三，如何用技术创新来促进代际公平？

一、代际公平问题

代际公平不是为当下才有的概念，也不是老龄社会产生的概念。

在学术界，代际公平最早是针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概念。在工业化以后，人类生产力大幅提升，对自然资源的运用、使用甚至掠夺，进入到加速状态。人们开始担心，我们的子孙还能花什么、用什么？代际公平的起点是资源准则，面向子代，父代如何保证子代有资源利用的选择权，如何我们的后代接触到当先我们接触到的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和质量性。准确地讲，讨论代际公平时，人们最初关注的是父代对子代的责任。

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国人对代际公平的早期探讨沿用是行为准则。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教导过我们，你今天对待老人的方式，便是你子代将来对待你的方式。说的是长幼关系，双向关系，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正是代际关系的行为准则。

在数字时代，社会变革赋予了代际公平新的含义，强调的是，父代是数字社会的缓行者，面向父代，子代要给父代同等的机会分享数字红利，强调的是父代的机会，我们可以称之为机会准则。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场景下，代际公平有不同的内涵。在数字社会，父代、老年人是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弱势群体，从社会平等的视角出发，要给予老年人同等机会追寻发展，而不只是养老，否则就会有代际数字鸿沟。社会需要关注的是，给定数字技术创新和应用带来巨大数字红利的前提下，老龄人口分享数字红利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技术创新如何促进代际分化

（1）代际之间的核心变量：年龄

代际之间怎么会有差异？核心变量是年龄。年龄的差异会带来代际之间生理、心理、认知的差异，进一步带来的是两个机会的差异。第一，生产财富和生产社会物资的机会，称为生产机会。第二，生活机会。生产机会和生活机会差异，在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是职业差异和生活差异。不同的生理、心理和认知形成面向生产和生活的不同技能，这是大家能体悟到的，不同年龄的群体，拥有不同的技能。经济学把技能归结为人力资本属性之一。社会学则认为，技能差异是影响人群差异的关键因素，是社会差异来源，是影响社会分化的因素。

社会分化是如何产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共识是，是不努力造成的、是不学习造成的。事实上，事物可能还有另一面。从更长远、更悠长的历史来观察，的确有另一面。

（2）从代际和谐到代际鸿沟

另一面，是由面向生产和生活需求的技能变化带来的，也是社会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展开的速度差异带来的。

先看第一部分，在农业社会，老年群体是社会的财富。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子代而言，老人积累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是宝贵的，年轻人需要不断地从老年人那里询问经验，种地的技能，生活的技能、手工的技能、放牧的技能。这些技能便是财富，这些财富，老年人不是一次性给予子孙的，而是在子孙遇到问题时，不断询问而传递的。

换句话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一定基于我们常说的道德义务，更可能的是代际交换。中国社会倡导向孝子学习的文化从未间断过，子女赡养父母被认为是社会鼓励的行为。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子女会主动地、自动地赡养父母，社会还需要不断地倡导吗？我认为，本质的逻辑其实是，老年人用生产和生活技能来支付子女赡养自己的成本。两相情愿，构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和谐体系。在近代乡村，我们可以看到，子女不孝，通常是父母不能给子女提供生产和生活指导，作为子女的顾问，自身的资源已经枯竭。沿着这个逻辑，我们就能理解，在乡村，为什么有的家庭和谐，有的家庭不和谐。

到工业时代，生产和生活对技能的需求变了，家庭代际交换的逻辑也随之失效。工业社会的生产，不再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组织为单位。技能传递也从家庭走向社会。个体技能不再从家庭习得，不再是长辈传递的经验，而是经由组织传递。技能变成了社会化的个体能力，变成了需要事先获得的个体性资产。人们通过学校、学徒体系，先获得技能，再用技能换得收入。有技能的老人不再交换子女的赡养，而是用技能和年轻时积累的收入交换社会赡养，养老金出现了，养老院出现了。同样是代际交换，只是不再是家庭代际交换，而是社会代际交换。曾经隐藏在家庭的代际分化，变成了显性的社会分化。这个分化是产业分工带来的，个体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在工业革命300多年的历史中，从制造业到金融业，再到数字产业的优势产业更替，是个体无法左右的，甚至是个体无法选择的。代际之间的家庭和谐被代际之间的社会分化打破，由技术创新与应用推动的是社会化的代际疏离、代际冲突、代际鸿沟。

那么，数字社会带来什么呢？我以为，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让老人们年轻时习得的技能甚至变成了负资产。现象是，原有技能追不上技术创新与应用的迭代，很快过时了，不再是可以用来交换老年赡养的有效资产了。那么，老人们拿什么交换在生活中的失能呢？没有！代际鸿沟扩大了。

（3）技能生命周期的变化

那么，年轻时积累的技能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曾经都是可以用来交换老年赡养的资产，何以到了数字时代便失灵了呢？我以为，回到长时段的历史中，可以发现一个极有意义的概念，即技能生命周期。

在农业社会，学会插秧，一辈子都会插秧，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速度很慢，相应地，技能的生命周期也很长，与人的一生一样长，可以伴随到另一边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们已经感受到技能的生命周期在变短，从前会修拖拉机，现在不会了，拖拉机的技术更新了。进入数字社会，技能的生命周期变得越来越短，老年人发现，不仅生产技能失效了，生活技能也在失效，自己都快不会生活了。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技术创新与应用一直处在不断的加速中。

随之，也在推动社会分化加剧。从前是加剧家庭之间的分化，有的家庭殷实，几代人都很殷实，因有技能传递。到工业社会，技能的家庭传递变得困难了。再到数字社会，技能从长到幼的传递变得几乎不可能。

从石器时代开始，技术创新与应用就在加剧社会分化。只是，从前的分化发生在家庭代际之间，即使在工业时代，也还维系在代际之间。可如今，却伴随人的一生，发生在一代人之内。我希望强调的是，因技能差异带来的代际数字鸿沟不仅发生在长幼之间，人老了以后还会发展。一些人在年轻时，技能处在社会的顶端，有可能年老后不仅被年轻人落下，甚至被同辈人甩下。

技能生命周期缩短对整个人类是严峻的挑战。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加速让人们花很长时间习得的技能无法覆盖一生的生产和生活需要，即使不断学习，最后，可能还是会被抛下。代际数字鸿沟的本质在这，它不是个人带来的，而是社会带来的。我呼吁，对这个问题要高度重视。

（4）异步困境

对上述情景，我曾经有一个归纳，称为技术与社会的异步困境。代际数字鸿沟是异步困境的一部分。社会按照自己的惯性在匀速发展，技术却在按照自己的惯性加速前进，技术创新与应用的速度远远大于社会发展的速度，形成了社会发展和技术发展的不同步，这便是代际数字鸿沟的根源。更加复杂的是，不仅代际之间有技能差距，同辈内部也有技能差距。代际数字鸿沟的复杂性在这里。

三、用技术创新促进代际公平

那么，数字时代该有怎样的代际公平呢？解铃还须系铃人，数字时代的代际公平，还需要用技术创新和应用来实现。正如前面说过的，数字公平的本质是机会公平。代际数字公平是数字公平在代际之间的呈现。

实现代际数字公平，我以为，有三件事很重要。一是技术的可及性，二是技术的可用性，三是技术的有效性。 

一方面，我赞同张新红老师倡导的，的确要改善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我在研究农村电商中发现，对农民而言，电商做得好坏和这个人读多少书关系不大，与他会不会玩数字技术关系很大。言下之意是，工业岗位的技能不能自然迁移到数字岗位。另一方面，技能生命周期的不断缩短意味着数字素养改善给缩小代际数字鸿沟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有限，为此，需要从技术供给侧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延长老年群体已有的技能生命周期。具体表现在，数字技术在面向老年社会时要创新价值、内容、标准，使数字技术适老，让大多数老年人可及、可用、管用。我深深地认为，数字时代的技术创新与应用，相对于产品功能价值，社会价值是更加重要的价值。社会价值不应该被现代企业定义为产品价值的外延。这是因为，产品终究需要融入老龄社会的价值、内容和标准，才有机会促进数字公平。

什么叫可及？刚才张新红老师讲数字鸿沟时提到了。在我看来，数字鸿沟的第一道鸿沟是接入性鸿沟或可及性鸿沟，如设施设备的可及性。如今，世界上还有46%的人根本没接入互联网。在中国，如果按总人口算，也还有近5亿左右的人没接入互联网。其中，儿童，我们不希望他们接入；老人，我们希望他们接入，却有可能不具备可接入性。

影响接入性公平的因素，我以为有三大类。第一是经济因素，无论是个体性贫困和社会性贫困，都会影响老年人的接入。世界上尚未接入互联网的群体。绝大多数是因为社会性贫困。在中国，脱贫攻坚解决了社会性贫困，却依然有一部分个体性贫困影响到接入性公平的实现，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尤其是针对个体性经济贫困。

第二个是供给性因素。如果没有接入的基础设施供给，可及性难以获得改善。我们不可能把光纤拉到每一公里边远地区。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依然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各自有自己的经验。中国将数字技术设施定义为公共资源供给，做得比其他国家都好，比如，在西藏自治区偏远的山上假设基站。中国4G基站的普及率远远高于世界任何地区，比中国固话的覆盖率高得多。除了提高地区性和社会性供给，可以运用技术创新和应用改善专用性和通用性供给，实现可及性公平。如，运用低速通用网络提供接入可及性供给的普遍性和高覆盖性；运用专用网络提供特殊网络接入的可及性，如数字医疗。

第三个是技能因素。技能通常指向个体和群体。我以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技能的提升依然是需求方的数字素养改善和供给方的技术创新与应用，即使是个体和群体数字素养的提升，其实，技术创新与应用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什么是可用性？我想用一个故事来解释。故事有多大的真实性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道理。腾讯公益曾做过一件事。在贵州省黎平县的一个村寨，大部分青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是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村里有手机基站信号，却很少有人用手机。看起来，这是因贫穷带来的可及性问题。为此，腾讯公益给每个家庭发了一部智能手机，试图解决可及性公平。手机发下去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发现，手机并没有用来接上互联网和外出家人取得联系，也没有用来做生意，卖农产品，而是，被小孩拿去打游戏了。可及性难题转化为了可用性难题。

人们常常误以为只要有了设施设备供给就能解决代际数字公平问题，事实上，可用性是一个更加值得重视和突出的问题。在电视领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叫打开率。可用性也可以用类似的指标进行评价。

影响可用性同样是三个非常重要因素，也同样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与应用来尝试着实现。举个例子，比如，健康码的改造从两个方面在进行技术创新与应用，一是提高健康码的可用性，过去，每个省区都有自己的健康码验证系统，现在无需30个健康码了，一个就通用了，这是从供给侧进行的公平性改善。我们也可以考虑从需求侧考虑公平性改善，同样运用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如让没有智能手机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用户手持一份纸质的健康码。有些改善事实上很难分清是供给侧的改善还是需求侧的改善，对智能应用程序的应用都有这样的特点。

什么是管用？如果说可及和可用是通用性问题，那么，管用除了是通用性问题，更多可以被理解为是专用性问题，比如，解决某个难点堵点。老年人的具体问题是类型化的，比如健康呼叫、咨询问诊、突发情况咨询等，还有，如子女关照等。刚才，张新红老师说一些有钱的老年人愿意花30美元请人陪聊一个小时，这是特殊需求，是专用性。代际数字公平还内涵着针对老年社会的管用。

在老年社会，有通用的公平性问题，也有专用的公平性问题。管用，除了解决通用的需求，还要有个性化服务，在个性化中实现代际之间的数字公平。对此，我也坚信，依然需要通过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来实现公平，依然需要在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考虑贫穷、供给、技能等维度的具体场景。

此外，进一步的问题是，仅有技术创新与应用，够吗？技术创新与应用能获得社会的正当性吗？我特别同意前面两位报告人的倡导，也认为，社会规则是实现的支持是实现可及、可用和管用的前提条件，特别希望政府给予不管是养老企业、数字企业还是普通大众以充分的想象空间，给他们创新的正当性。

联想到梁春晓老师讲的社会转型和张新红老师讲的养老，最后我强调，代际数字公平其实是数字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代际数字公平，子女们就只能整体围着老年人转，这样的社会是不可持续，也是灾难性的。

简单地说，我特别希望支持老龄社会的、支持代际数字公平的技术创新与应用能得到国家制度的支持，得到社会响应，我们一起来建设一个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