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春晓：人口老龄化下的社会转型、趋势与挑战主题演讲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第七次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结果公布以后，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看到我国整体人口结构及老龄化的现状。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量为14.11亿。预计人口达峰时间将提前到2025至2030年间，人口达峰的数量也会低于15亿，低于以前的预测。人口分布变化显著，北方人口持续减少，东北人口数量只占全国不到7%，比十年前下降1.2个百分点，南方人口尤其是东南人口持续增加。人口数量下降的有东北三省、山西、内蒙和甘肃等六个省区，全在北方。大家知道有一条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看来胡焕庸线上部有向下漂移的可能性，经济和人口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同时，城市人口持续增加，而乡村人口持续减少。

根据“七普”数据，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8.7%，这是2020年的数字，预计再过两三年时间即在2022年至2023年这个数字就会到20%。这意味着我国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点也比以前预计的要早，人口老龄化速度超出以前的预计，人口变化的趋势比原来认为的更加陡峭和严峻。

1. 从年轻社会到老龄社会：

人类史上最大灰犀牛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之大变局。与其他人口老龄化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堪称“超级老龄化”。

一是超大规模。我国人口基数大导致老龄人口规模也大，世界第一。

二是超快速度。我国从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比10%）到老龄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比20%）仅用了约24年，用时之短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比以老龄化速度快著称的日本还要快。

三是超早阶段。与较发达的老龄化国家相比，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换言之，日本是在比较有钱的时候才老的，而我国是在不太有钱的时候就老了。前几年有研究机构对北京市养老机构做了一个课题，发现一方面有大量老人需要入住养老机构却住不进去，另一方面有接近50%的床位没人住，为什么？主要原因是没钱，许多老人想住、需要住，但没有支付能力，而养老机构的成本已经几乎压到最低了。可见财富积累对养老的影响有多大。发达国家、财富积累比较多的国家的一些老龄服务模式，我们很难借鉴。在北京，假如每个月有能力支付两三万，就基本不用担心养老服务，诸如泰康等高端的养老服务都可以选择。以北京为例，60岁以上失能半失能老人中，有这个支付能力的极少，甚至有每月8000元老龄服务支付能力的，也不到这些失能半失能老人的五分之一。所以无论是从社会和政府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迫切需求解决财富问题，这是我国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一大重要挑战。

四是超稳结构。许多人以为赶紧鼓励生育，再过二三十年老龄化就没了。不是这样的。专家预测，一直到本世纪末，我国都将一直处于超级稳定的重度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不可逆转。

所以我国今天面临的挑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灰犀牛，是在超级老龄化驱动下，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大转型。对此，我们的认知和准备远远不够。

如图1所示，直到上世纪60年代，我国人口结构还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但到上世纪90年代，人口“金字塔”塔基变窄。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计划生育，以及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持续改善，新生儿数量不断减少，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如今变成了右边的“倒梯形”，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少儿人口、劳动年龄和老年人口三个人口板块比例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上世纪60年代，少儿人口和劳动力人口比例都很高，老年人口比例不高。今天则完全不同，老年人口比例快速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和少儿人口比例持续走低，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数量基本持平。有人说老龄化是伪命题，只要重新定义何为老年（比如提高到70岁以上），老龄化就不存在了。这是不对的。哪怕你把老年重新定义为100岁以上，人口结构都不会改变，这些图的形状都不会改变，而今天和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都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以养老金为例，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缴养老金的越来越少，领养老金的越来越多，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种由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养老金体系在众多老龄化国家都面临压力，日本如此，美国也如此，欧洲甚至关掉了一些政府办的老龄服务机构。所以说，我们面临的是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今天和未来将要看到诸多挑战，都来自于结构性变化。

2. 新生命形态：

新长度、新结构、新呈现

一是新的生命长度，即更长寿。

二是新的生命结构，即第三人生。从事康养事业的需要对此特别关注。农耕社会基本无所谓退休，一直干到失能为止，失能之后的生命时间一般不会太长。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一百多年前开始有了退休制度，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退休之后的健康人生并不长。所以之前的人生基本就是两个阶段，劳作之前的第一人生，和开始劳作之后的第二人生。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休之后依然健康，不是健康三五年，而是健康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这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的人生阶段——第三人生。这非常重要。怎么认识、面对、支持和服务好第三人生，正是康养分会需要思考和工作的一大重点。此外，对于第三人生，不是被动地、消耗性地、无意义地过，而是主动地、有价值地、有意义地过。

我国60岁以上老人有约六分之一失能或半失能，80%以上是健康老人。养老政策要精准，要有针对性，要切合真实需求，不要将本就有限的养老资源不加区分地泛用甚至滥用。不少养老机构将活蹦乱跳的健康老人关在里面，消极度日，似无必要。针对第三人生期的健康老人和失能半失能老人，应该采取迥然不同的政策和服务模式。

三是新的生命呈现，即人机融合。有一个说法叫“后人类时代”，是说自然意义的人正在消失，我们正在步入人类以后的时代。人与机器、与人工智能的联系已经密不可分了，未来还可直接植入芯片，连接大脑。未来不论是服务对象还是服务主体，都会呈现越来越普遍、突出和全面的人机融合状态。事实上，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人机融合的人了。如果对此怀疑，那就从现在起三天不用手机，不用任何机器、网络或人工智能，看看你的生命状态会怎样。

3. 新社群形态：

小型化、离散化、多元化

人的社群形态也在变化，突出表现为“两高两低”，即离婚率高、空巢率高、结婚率低、出生率低。在我国数千年历史中，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乃至大家族生活是非常普遍的社群形态。在以前，今天所面临的一些养老需求大多是通过这样的大家庭、大家族来应对的，一是那时老年人口比例不高，二是那时老年人失能后的生命期不长，三是大多数老人有众多子孙赡养，个别鳏寡孤独可由大家族或宗教机构（如佛教安养院、悲田院等）出面解决。一百年前，如巴金《家》《春》《秋》的描写，大家庭开始解体，大家族更不必说，小家庭开始成为主流。现在呢，小家庭进一步离散，单身人口比例越来越高，家庭户均人口从1982年的4.41人减少到2017年的3.03人，2020年则进一步减少为2.6人。这些都是考虑我国老龄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背景。谈到养老服务体系，经常提到的是“9073”或“9064”，即90%的老人靠居家养老，但居家养老的前提是有家，如果家不复存在或者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家，居家养老如何实现？比我们长一辈的八九十岁的老人所拥有的家庭形态，跟后一代人的家庭形态很不一样，往往有好几个孩子以及孙辈。家庭在养老中几千年来一直居于核心位置，是最关键的资源、环境和基础，当家庭结构不断离散、解体的时候，应该如何重新思考和规划老龄服务。这是很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人毕竟不是独往独来的老虎，在一步步小型化、离散化的同时，又以各种新的方式聚合起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群聚集，各种非婚姻的共同生活方式，除传统家庭或单身外，有同居，有结伴，以及因为各种因素连接而共同生活。在北欧，处于婚姻状态的人口比例已经很低了。

4. 复杂老龄化：

与数字化、城镇化同步共振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复杂老龄化”。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先城市化再老龄化然后数字化不同，我国城市化、数字化、老龄化几乎同步，并由此产生共振，带来诸多复杂性。首先是老龄化与数字化的同步共振，一方面老龄化需求拉动了数字化供给，如智慧养老、养老信息化，以及各种老龄相关的软件、系统和机器人等，老龄化催生了新的数字化需求空间。另一方面，数字化为老龄化提供了重要支撑，如老龄服务需求传递，提高护理质量和效率，应对老龄服务人手不足，等等。社区养老、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都在不同程度地引入数字化，一些大的互联网平台也在努力进入。这些都是老龄化与数字化同步共振的正面效应。

未来年轻劳动力将越来越紧缺，有人说中国这么多人不会缺劳动力，但关键不在于总数而在于比例，年轻劳动力比例持续下降。近几年很多城市搞人才大战，本质是争夺年轻人，年轻人不足就会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什么广东、深圳经济好，一个重要原因是最大充分享受了年轻人口红利，但老龄化的压力，却被年轻人出走的地区负担了，包括北方特别是东北以及广大乡村。

老龄化与数字化同步共振的负面效应是进一步加剧了“代际数字鸿沟”。去年以来的新冠疫情使生活、工作、学习以及政务和商务的数字化进程大大加速，但健康码、二维码等五花八门的数字化应用也使大部分老年人严重不适应，导致对老年人事实上的数字歧视、数字排斥甚至数字隔离，对老年人带来诸多不便。好在去年底以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政府部门出台一些措施，要求相关场景遏制和避免对老年人的代际数字鸿沟，要求相关企业对APP等数字化应用进行适老化改造。目前在有些地方如机场，如果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或健康宝，也可用身份证或其他方式解决，尽量避免对老年人的数字歧视。

其次是老龄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共振。东北年轻人去了南方，乡村年轻人去了城市，这样的人口迁移和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剧了东北和乡村的人口老龄化，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使得这些地区和乡村的老龄化挑战尤其复杂和严峻。

5. 新型老龄化：

政府、市场、社会三部门协同应对

在我国特有的超级老龄化和复杂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老龄化必定要走一条具有创新特色的新型老龄化之路。多年来，政府、市场和社会都在努力探索应对老龄化挑战的新型老龄化道路，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的认知快速提高，共识逐步成型，政策逐渐完善，各类社会创新不断涌现。

以一二三部门融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大特点。对人口老龄化的认知、政策和举措都在进步，从最初的政策创新、市场创新，到后来的政策、市场与社会融合创新，如社会企业，如公办民营、公建民营和托管等，方式很多，创新不断，养老机构有社会组织或民非，也有纯商业的。2019年有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去年进一步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总体思路中，三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是财富储备。财富储备很重要，但如何创造、积累和用好财富储备是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以前主要通过社保，但只靠社保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企业年金、商业保险以及信托等多个支柱。二是打造高质量的服务体系和产品供给体系。三是科技创新能力。随着年轻劳动力人口日益紧缺，如何通过科技手段和服务创新，改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劳动力有效供给，非常重要。

6. 老龄产业方兴未艾

与老龄化相关的市场逐步涌现和发育，不再局限于只针对老年人养老的养老产业，而是进一步扩展为老龄产业。老龄产业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即适老化改造。很多地方对此重视不够，或者仅将其放在某个产业里。适老化产业非常重要的，是事关老龄社会基础设施的数万亿市场规模的产业。第二个板块是老龄医康养、老龄用品和老龄服务，包括生活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第三个板块是老龄地产、老龄金融、老龄文化教育。第四个板块是老龄科技、老龄数字平台和社群。每一个板块都可以细分。

据预测，老龄产业的市场规模将从2014年的4万亿（GDP占比8%）增长到2050年的106万亿（GDP占33%）。我们今天看到的仅是刚刚冒头的老龄产业，只是冰山一角，未来的规模将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想象。

7. 老龄社会＞＞老年人＞＞养老

综上所述，我们面临的是从有史以来的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大转型，不仅限于老年人，更不仅限于老年人养老，而是整个社会的转型。事实上，如果不着眼于整体或总体的社会转型，养老本身也很难解决，甚至无解。

那么康养呢？康养不仅跟养老有关系，甚至不仅跟老年人有关，而是涵盖了社会多个领域，而且是跨领域的，既涉及健康和康复，也涉及养生和养老。关于康养，目前尚无较为清晰的概念定义，不过没有关系，一个新的领域刚开始大都如此，在交流、研究、发现、示范和推动的过程中会越来越清楚，并吸引和带动更多的人或机构加入进来。

人口老龄化是现代化和文明进步的结果，不是问题，更非坏事，不要视作洪水猛兽。老龄化不是问题，基于年轻社会的一整套社会体系与老龄化不适应才是问题。要解决的是不适应，而不是老龄化。当下的一切几乎都是适应年轻社会的，如养老金体系，如办公室设计，都不适应老龄社会。比如地面、交通和居家等，也几乎都是适应年轻人的，不适应老年人的，所以要加以改造以适应老龄社会。长久以来与年轻社会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与老龄社会不相适应，也要变革和完善。总之，要解决的是与老龄化的各种不适应，而不是老龄化本身。

有人说中国人口这么多，少一点也没什么关系，美国面积大于中国不也才3.5亿人么。的确，人口多一点与少一点不是大问题，但是人口由多到快速变少的过程，会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

8. 老龄社会转型、挑战与对策

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的大转型，将经历三个阶段，一是共识启动期（2018-2022年），探索、凝聚和形成关于人口老龄化、老龄社会及其转型战略的共识；二是基础建设期（2023-2035年）；三是社会转型期（2036-2050年）。最终形成和实现有适老化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有创新型经济、政务和社会支撑平台，有全面服务体系，面向多元主体的全龄包容、多元共享、智能创新的老龄社会。

在从年轻社会向老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会面临非常多的挑战，需要相应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八项：

一是基础设施严重不适应。对策是启动万亿级适老化基础设施改造工程。既有的基础设施是基于和面向年轻社会的基础设施，迫切需要适老化改造，包括居家适老化、社区和公共设施适老化、交通适老化、信息交流适老化以及商业适老化等。此外，世卫组织多年前提出构建老年友好城市，国家卫健委也在推动创建老年友好社区。

二是年轻劳动力紧缺。对策是释放3亿老龄劳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是通过制度创新、社会创新释放老年劳动力资源，比如改善和创新退休制度，释放第三人生；二是通过技术创新、金融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让一个人能发挥两个人或更多人的作用。

三是养老金入不敷出。前两年社科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不变革现有养老金体系，到2035年养老金就穿底了。研究危机的目的在于采取对策以避免危机，对策是推动全要素、多支柱、阶梯式的养老金体系，多渠道应对养老财富需求。

四是少子化。对策是推行生育自由、生育平权和生育福利。

五是区域及乡村衰落。对策是促进多极城市群视角下的区域与城乡均衡。

六是社会互助服务不足。对策是鼓励以时间银行为代表的社会互助服务创新。

七是代际数字鸿沟。对策是倡导以全龄包容为导向的设计、评估与服务体系。

八是生命、权利和医疗资源悖论。对策是推动面向未来的生命教育、生前预嘱与缓和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