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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培芳:新经济呼唤理论与制度创新 ——盘古智库“智见”系列讲座《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分享会

发布时间：2016年07月19日阅读数：0

2016年7月16日下午，第十期盘古智库“智见”系列讲座《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分享会在香山书院举办。主讲嘉宾为盘古智库高级顾问、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杨培芳教授。参加分享会的嘉宾们围绕着杨教授的新书《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聚焦新经济理论产生的必要性以及对其未来的发展模式和愿景，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此次新书分享会由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先生主持。参加本次活动的专家学者有盘古智库学术委员、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国家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张新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院原院长、中国信息经济会原理事长陈禹，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王俊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所副总工何霞，察哈尔学会创会秘书长、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柯银斌，民生银行研究院秘书长李小宁，中央网信办调研员余鲲，人民邮电报社主编王保平，人民邮电出版社普华公司总编辑贾福新。此外，本期分享会还吸引了包括新浪财经、湖南卫视、财经杂志等在内的十余家新闻媒体的参加与关注。

盘古智库高级顾问、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杨培芳教授

杨培芳教授认为，随着信息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经济理论，不论是自由放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都已经不适合新的经济时代了。杨教授在书中写到：“互联网的扁平、互利的公共理性精神正在缔结包括‘市场决定、政府保障、社会协同’在内的三只‘挽在一起的手’，它们将清除先进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制度羁绊，促使人类进入透明、高效、公平、普惠的信息社会”。杨教授在分享会中谈到，人类已经从分散封闭的农业生产力和集中垄断的工业生产力时代，进入到了分布关联的信息生产力的新时代。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适应信息生产力发展的新理论和新制度很可能在东方大国土壤里萌生。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

正如一切时代的转型都是从新型生产工具的创造与产生开始，面对从工业社会到信息时代的伟大变革，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创新而不是守成，增量而不是存量”是杨教授新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而关于创新，盘古智库学术委员、阿里研究院高级顾问梁春晓却从另一个角度做出了阐释。梁老师认为，创新的重点在于构建，而不在于颠覆。历史上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有其独特的核心方法论。如果方法论已经不适合当时当下，那么此方法论可以被修正，可以被边缘化，可以被部分替代，但绝对不会被完全抛弃。

察哈尔学会创会秘书长、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柯银斌

察哈尔学会创会秘书长、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柯银斌对此观点表示赞同。柯秘书长表示，旧事物的功能和使用率也许会随着新事物的出现而发生变化，但绝对不会就此销声匿迹、踪影无存。正如社会形态从农业向工业、又从工业向信息的转变，尽管时代的名称变了、生产力的侧重有所不同，但是在工业时代中，我们依然需要农业，在信息时代里，工农亦必不可少。因此，梁春晓老师认为，创新的思维不要被“不破不立”所毒害。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时候，事物会被主动地消灭和颠覆，而这并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因此，创新的重点不在于解构对象，而在于构造自己。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

易鹏理事长认为，杨培芳老师的新作为分化变动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支撑，也为回答当前日益艰难的理论拷问而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此外，“未雨绸缪”的观点也是杨老师新作中一大亮点。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个新的世界，信息经济下的很多案例值都得我们做好总结，进而在总结中做发散、做启迪、再做开创。

易理事长提出的第三个观点与梁春晓老师的“不轻易做颠覆”不谋而合。他表示，历史上的所有理论都处于复合状态，想用一个理论解决社会上的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张新红

此外，国家信息中心研究部主任张新红也提出了关于“理论创新为什么这么难”的问题。他认为，首先，信息革命的表现现在还不充分，让人无从应对。第二，转型时期，不同利益获得者将设置不同的转型障碍。第三，碎片化思想家过剩，对于真正的思想家的定义不明确。第四，“归纳法”多，“演绎法”少。所以，不被利益所迷惑，不被困难所阻止，也许就会有创新。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所副总工程师何霞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所副总工程师何霞指出，中国新经济研究是与中国庞大的新经济体量、丰富的互联网创新实践相关联的，这些为新经济理论创新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可探索的空间。中国正处于信息生产力推动社会分工、生产关系和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的制度创新亟待新经济理论旳指导与支撑。我们看到新经济理论发展与制度创新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随着新经济理论体系逐步构建，将对推动制度创新起到重要作用，从长期看，二者相互推动，互为协同。